雍正六年(1728年)，护军参领郎坤向皇上递了一份奏折，结果倒了大霉，遭遇“革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发落”的严厉处置。他犯了什么大错?奏折中有句话“明如诸葛亮，尚误用马谡”，坏就坏在这：“援引小说陈奏”。
在奏折里为什么不能提小说?因为小说是当时的重点打击对象，皇上带头不喜欢，郎坤不触霉头才怪。
清廷反感小说并非无因。有清一代，禁毁小说作为官方行为，呈常态化存在，堪称“思想阵地的重要分战场”。
在金庸的《鹿鼎记》中，天地会是贯穿始终的“敌对势力”。它在历史上真实存在，主要由游民组成。会众流动性强，需频繁联络，同时又要避免官府中人混入组织。所以，他们以地下活动为主，有各种秘密“切口”。因为会众普遍文化素质较低，切口既要复杂保密，又要易接受，因此多脱胎于通俗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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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会还有自己的创会史，在这个虚构故事里，有抵抗外侮，有奸臣陷害忠良，也有一百零八人的群雄大聚义，带着许多通俗小说的影子。它随着天地会的发展逐步充实内容，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已长达数万字，成了货真价实的小说。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对思想钳制最烈的一个朝代，文字狱与焚毁书籍，都是统治者的武器。清廷禁毁小说，主要是为了统治需要，以封建道德控制民众思想。
有清一朝，禁毁书籍与奴化教育始终并行，最终使得清朝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对传统风骨和人性摧残最烈的一个朝代。
禁毁小说是毁书运动的一部分
提起清朝的文化建设，许多人都会拿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说事儿。但所谓“全书”，非但不全，在四库之外的，许多都要遭遇被毁命运。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纂修工作启动，首先是对全国书籍进行大清查。乾隆认为“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故打算借清查之机，一举予以销毁。
这次大清查焚毁书籍无数，行动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才告一段落。在此期间，销毁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其中以集部书占多数，史部书籍亦“灾情惨重”，吴晗曾称：“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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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当然也难逃焚毁厄运，仅在1779年到1882年间，就有多起例子。如1780年1月，两江总督萨载上奏，焚毁小说数十部，其中包括讲述甲申之变的《剿闯小说》。1781年2月，萨载再度请奏焚毁小说数十部，其中《樵史演义》“纪天启崇祯事实，中有违碍之处，应请销毁”。
无独有偶，那年11月，湖南巡抚刘墉(就是大名鼎鼎的刘罗锅)也上奏，称《樵史演义》“虽系小说残书，于吴逆不乘名本朝，多应冒犯。应销毁”。1781年11月，又是刘墉上奏，焚毁小说八十余部，其中包括了著名的《英烈传》，这部小说讲述朱元璋开国故事，自为满清所不容。1782年7月，江西巡抚郝硕奏缴12种书籍，其中包括以岳飞为主角的《精忠传》，而关于岳飞的最知名小说——钱彩的《说岳全传》，不久后也遭禁毁……
防《水浒》，防造反
清朝最早提出禁通俗文学作品，是在顺治九年(1652年)。当时清廷颁布禁例：“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康熙登基不久后又再次宣告此禁例。所谓“琐语淫词”，指有伤风化的剧本和小说。当时环境尚算宽松，被禁小说仅两本，一是李渔的《无声戏二集》，一是《续金瓶梅》。但前者被禁，多少带点政治色彩，预示着满清政府禁毁小说的真实动机也许并不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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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载，《无声戏二集》在刊刻时，曾得时任浙江左布政使张缙彦的资助。其中有关于张缙彦本人的情节，指李自成攻陷北京时，时任明朝兵部尚书的张“吊死在朝房，为隔壁人救活”，得“不死英雄”赞誉。顺治十七年(1660)，御史萧震弹劾张缙彦在小说中自我标榜，张最终遭遇籍没、流徙宁古塔的命运。这张缙彦也是活该，降李自成，降清，活脱脱三姓家奴，既然如此，老老实实就算了，还为自己盖“贞节牌坊”，时常以明朝遗臣自居，清廷自然会对这种沽名钓誉之徒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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