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李鸿章传》：“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梁启超《李鸿章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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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后被追赠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他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西方人称其为“东方的脾斯麦”。其实李鸿章与脾斯麦，实际上不止是名声上的联系，他们两位曾经见过面，并进行过深切的谈话。
1896年李鸿章作为大清国全权特使，参加沙皇加冕典礼，并顺便拜访各国。据说当时李鸿章年岁已高，出访时随身带着棺材，如果客死他乡，能够敛尸送回。就是在这一次中，他拜访了德国前首相脾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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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斯麦对于这位来自中国的重臣表示了最高的尊敬，他穿着威廉一世皇帝赠送的军礼服，佩上军刀，制服上挂着黑鹰星章和铁十字勋章，站在私邸大门口以最高礼遇迎接。“仰慕毕王(指俾斯麦)声名三十余年，今游欧洲，谒晤于非得里路府第，慰幸莫名。”“毕士麻相王阁下久挹，大名镇越海国，每恨东西睽隔，会晤无由。何期垂暮之年，忽有绝域之使，遂于并世，得接伟人，实为天假奇缘，自谓此行不负。弟于六月十三号，税驾柏林，现在觐燕礼成，拟于本月二十三号前赴汉倍克海口游观，计二十五号返辔，顺道敬诣园居，稍伸积年景仰之诚。李鸿章提名。”
同为两国铁血重臣，脾斯麦和李鸿章应该更能理解彼此的心。在经过一阵虚含问暖后，李鸿章点明了来意，怎么才能在中国进行改革。李鸿章说：“我们那里，政府、国家都在给我制造困难，制造障碍，我不知该怎么办?”俾斯麦回答说：“反朝廷是不行的。如果最高层(指皇帝)完全站在您这一方，有许多事情您就可以放手去做。
如果不是这样，那您就无能为力。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统治者的意愿。”脾斯麦还特别指出，李鸿章要想达到目的，最重要的是手中需要一支精良的军队，听从调遣。这一次对话，可谓是世纪谈话。虽然敞开心交谈了，但最终改革还是没有在中国进行下去。不过从李鸿章询问中国变革之法，便不能再偏颇的指认李鸿章为卖国贼。而他对于戊戌变法中的几位君子，也表示：“我决不做刀斧手”，由此可见这位晚清重臣的无奈和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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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曾国潘的弟子，在初试会试落榜后，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李鸿章后来那种“经世致用”办实业，以救国的思想，正是师从曾国潘。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后来太平天国战火起，李鸿章组建淮军，曾国潘不仅教导他炼兵心得，还将湘军一部分主力，分给了李鸿章，好让淮军渐成气候。此举，足可见曾国潘对李鸿章的重视。而李鸿章后来领导洋务运动，一生以实业救国，也是对恩师遗志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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