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的古代中国,颇为盛产一些变态的人与事。历史上,帝王将相斗富故事层出不穷,最著名的莫过于西晋的石崇与王恺:一个用蜡烛当柴烧,一个用糖水涮锅;一个用香料涂房子,一个用赤石脂搞装修;一个把门前四十里路用锦缎围起来,一个针锋相对,干脆就围五十里。帝国大首长司马炎对这种荒唐行径不但不加制止,反而觉得有趣得紧。就在这些达官贵人炫富比赛之时,帝国子民却饥寒交迫,呼号于途。于是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看上去强盛一时的西晋帝国只维持了极为短暂的时光。不过,权贵们斗富是常态,而比一比、看一看我们谁更穷——或者可以称为斗穷——则是非常态,这样的奇迹,就出在怪事如麻的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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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年间,天下鼎沸,关外女真渐成气候,关内民军势成燎原,崇祯像个救火队长一样忧心如焚,最终仍免不了做个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究其原因,固然有大厦将倾、独木难撑之窘,但其时国家财政之捉襟见肘和以崇祯为代表的高级官员们的集体哭穷似乎更有直接关系。

　　甲申年正月,“流贼”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农民政权,他的百万大军怀着必得天下之志从西安出发,经军事要地宣府、大同进逼北京,并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势可以说到了火烧眉毛的窘状。无计可施的崇祯特地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吴三桂紧急入卫北京。吴襄提出,如果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一百万两银子的军费。一百万银子在毕生俭朴的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他差点从龙椅上跳了起来:哇塞,我靠,怎么要这么多钱?吴襄于是就为他一笔一笔地算,算到后来,崇祯闭嘴无语了——他实在无法忍受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银子,为此,崇祯只得放弃了这一原本还算不错的计划。

　　为了坚守京师,筹饷是一件大事。召见吴襄之后,崇祯多次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苟延残喘,国库的存储竟然仅有区区四十万两。户部官员面对崇祯严厉的责骂仍然无计可施,而与此同时,崇祯个人的财产却丰厚无比。为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所谓内帑,说白了就是属于皇帝个人的私房钱。但这无疑是要崇祯的命,他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着急了,也顾不得是否当众顶撞圣上了,他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干什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崇祯默然良久,依旧哭穷: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说罢,像是为了给他的哭穷增添一点生动的细节,他竟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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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库没有钱,皇帝有钱不想出,想要再杀鸡取卵或竭泽而渔地从老百姓头上搜刮已经既没有充足的时间,也没有充足的地盘了。这时,崇祯万般无奈,只得要求文武百官无偿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都对拿钱来保卫自己的家天下不乐意,又有几个官员肯跟自己的口袋过不去呢?国丈周奎既是崇祯的岳父,也是当时最有钱的富豪之一,可当募捐的司礼监太监徐本正到他府上劝捐时,虽然徐哭着劝了半天,周依然不为所动。最终,徐愤然说: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即便广蓄多产,后来何益?崇祯知道后,只得密令周奎,要求他捐十万两,以便起个表率作用。老丈人周奎年岁虽大了些,可对自己的银子一点也不含糊:你皇上都不出钱,哪里又该我们这些当臣子的出呢?只是这话他不敢说出口,而是一个劲哭穷,声称即使勒紧裤带也只能捐一万两。崇祯认为一万两委实太少,至少得两万两才够意思吧。周奎不敢讨价还价,却暗地里进宫向女儿求援,于是周皇后背着崇祯给了他五千两,可就是这本身出自崇祯内帑的五千两,周奎也只捐了三千,余下的两千反成了他的外快。

　　其他后台不如周奎那么硬的大臣们,尽管个个富可敌国,却纷纷装穷,甚至在自家的大门上贴出“此房急售”的字条,表示他们家里已经穷得只能卖房子度日了。魏藻德出任多年首辅,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他知道一分钱不出肯定说不过,于是含着眼泪捐了五百两银子了事。总之,自天子到大臣的集体哭穷,这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后一幕闹剧,闹剧的导演就是天子崇祯。其情其景,相当于一家有限公司突然遇到经济危机,董事长崇祯自己私人有钱,可他不愿拿出来,而是要求员工们勒紧裤带为公司募捐,而这些被董事长软硬兼施的员工们最好的对付手段就是哭穷:董事长啊,我们家里穷得一天只吃两餐稀饭,老鼠都饿得直咬自己的尾巴,我虽然爱公司,可我们无能为力啊。

　　与此相对照的是另一桩耐人寻味的事:李自成围攻北京时,住在彰义门外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把平生的全部积蓄——白银四百余两——全部捐献给朝廷,充作军饷。这位可怜的老人从户部捐款出来时,耳畔响着轰隆隆的炮声,那是围城的李自成部队在攻城,老人站在街上,忍不住号啕大哭。崇祯听说此事后,下令封老人为锦衣千户。然而这个慷慨赴国难的老人的锦衣千户只当了一天。因为次日崇祯即自尽于煤山,大明江山宣告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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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自成攻占北京,从崇祯宫内搜出的白银即多达三千七百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内。为了节省一百万而丢掉三千七百万乃至无法估价的万里江山,这本是一笔再简单不过的账,可自幼聪明好学的崇祯到死也没有算清楚。至于崇祯的老岳父周奎,果如徐太监所言,一个月前周奎多捐一文也肉痛的家财,一个月后都在夹棍威胁下送进了农民军大营,从周家抄出的现银就多达五十三万两。魏藻德的下场更惨,他被铁匠刘宗敏抓走,几十年来搜刮的财产成了民军的战利品,他本人的脑袋也被夹棍夹破,在极度痛苦中哀号而死,其子也被砍作两段。总之,在明帝国这只病入膏肓的恐龙彻底倒下之前,这些寄生于恐龙体内的寄生虫们以集体哭穷的方式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末路。这场哭穷运动让人想起一则寓言:几只猴子共同抬一块石头,其中一只猴子想,即使我不用力,他们也会抬走的,于是他悄悄松了手。不料其他几只猴子也作如是想。后果可想而知:石头掉下来,砸伤了所有的猴子。

　　这个故事说明,第一,当官员们斗富夸强时,社会肯定变态;当官员们哭穷装逼时,社会肯定更变态;第二,国难临头时,挺身而出的往往不是肉食者,而是那些原本与国家和政治离得极其遥远的引车卖浆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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