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友人问我：假如宋朝发生大火灾，致数十人死亡，政府会如何处理?我回答说：拿相关官员问责是少不了的。今人念兹在兹的问责制、引咎辞职制，其实并不是西方舶来品，也不是新鲜事物，中国古时已经形成了比较周密的制度。在宋代，如果发生大的灾害，如火患、洪涝、干旱等等，朝廷事后通常都要对政府的责任人进行处分。责任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比如因为渎职而引发火灾者、灾害发生后救灾不力者;二是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行政长官;三是对事故负有政治责任的政府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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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建筑物多为竹木结构，极易着火，所以宋政府对于火政尤为重视，不但在京城与各州设立专业的消防队，而且订立了很严密的火灾问责制。制订于南宋的法律条文汇编《庆元条法事类》即规定：“诸在州失火，都监即时救扑，通判监督，违者各杖八十。虽即救扑、监督，而延烧官私舍宅二百间(以芦竹草版屋三间比一间)，都监、通判杖六十，仍奏裁。三百间以上，知州准此。其外县丞、尉(州城外草市倚郭县同)并镇寨官，依州都监法。”这一法条我们需要先来解释一下，意思是说：州城失火，都监是救火的直接责任人，通判为监督人，二人必须立即组织消防员扑灭火患，否则都处以“杖八十”的刑罚;如果大火焚毁官私舍宅200间以上，都监与通判即使尽力救火，也要处以“杖六十”之刑;如果烧掉房屋300间以上，负有领导责任的知州也必须受罚;县城的火灾问责依照州法，问责顺序为县丞、县尉、知县。
有人说了，法条是法条，实际执行恐怕又是另一回事，你举几个例子啊?好吧，我们就以南宋孝宗朝为例，从淳熙元年到十四年(1174~1187)，衡州、泸州、严州、鄂州、合州、温州与临安府，先后发生过火灾，结果“逐州守臣自劾，并放罢”，这几个地方的知州(知府)都在火灾之后上书自我检讨，引咎辞职，随后他们的职务便被罢免了。又如淳熙五年(1178)，兴州有一场大火，烧掉了三百余间房屋，知州杨绛因“宴饮，不亲救扑”而受弹劾，被朝廷罢官。淳熙十二年(1185)，郴州失火，知州赵大人却“不行赈救，刻剥百姓”，很快便有“监司奏劾”，赵知州当然也被撤了官职。
再来看北宋的一个例子。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六月，汴京皇城内的玉清昭应宫受雷击着火，烧毁宫殿“三千六百一十楹”，只余“一二小殿”幸免于难。刘太后闻讯大哭：“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不久，领玉清昭应宫判官的翰林学士宋绶被免去学士职;负责打理昭应宫的内侍亦被停职或降级、处罚金;昭应宫的道士“杖脊者四人，决杖者五人”;知宫李知损的处罚更重，“编管陈州”，即押送陈州看管，因为有御史检举：昭应宫起火之前，李知损“与其徒茹荤聚饮宫中”，轻漫神明，违反清规，可能因此触犯天怒，引来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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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人要问：如果是单纯的天灾呢?是不是也要问责?没错。在古人的观念中，是不存在纯粹之天灾的，古人相信天灾乃是人事的感应，是上天给予人间执政者的警告与惩罚。因此，当天灾降临时，政府首先要惕厉自省。如果灾害长久不得缓解，或者灾害太严重时，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往往就要引咎辞职。如天圣七年的那次昭应宫火灾发生后，宰相王曾即上表待罪，后罢相出守青州。王曾当宰相时候，宋仁宗年幼，刘太后垂帘听政，她的一些姻亲想走后门跑官，都被王曾挡住了，所以刘太后对王曾有些不满。这次王曾引咎辞职，可能正中刘太后下怀。
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指谪刘太后，因为发生大灾，宰相请辞，以表示负政治责任，乃是宋朝的惯例。我们以宋仁朝为例，来看看宋朝宰相的引咎辞职：皇祐元年(1049)，宰相陈执中请辞，原因是当时发生洪涝之患，“灾异数见”，陈执中身为宰相，却“无所建明，但延接卜相术士”，于是台谏官接连弹劾，最后陈执中被“罢为兵部尚书，出知陈州”。宝元元年(1038)出现“冬雷地震”，而政府尸位素餐，谏官韩琦连上数疏，弹劾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副宰相)韩亿、石中立庸碌无能，迫使四名宰执同日被罢。有意思的是，后来宋神宗朝时，韩琦任宰相，御史中丞王陶上疏弹劾韩琦专权跋扈，虽然神宗皇帝并不相信王陶所言，但韩琦自己还是坚持辞去宰相之职。按照宋朝惯例，君主将“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宰相团队)”，宰相组织一个责任政府，负责治理国家;但“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则宰相待罪(停止职务，等待裁决)，或者引咎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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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重的天灾，有时候皇帝也要下诏罪己。嘉祐元年(1056)，由于“京师自五月大雨不止”，“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宋仁宗下了一道罪己诏：“此皆朕德不明，天意所谴，致兹灾潦，害及下民。是亦邦治未孚、王政多阙，赏罚有所不当、诏令得非未便、狱讼颇枉、赋役烦急，既民冤失业者众，则天灾缘政而生。思闻谠言，以推咎罚，道有消息，志在更张。应中外臣僚，并许实封言时政阙失，凡当时之利害、制治之否臧，悉心以陈，无有所讳，庶几弭塞变异、召致和平。”在这道诏书上，仁宗皇帝向上苍、向群臣、向万民检讨了朝廷在赏罚、诏令、狱讼、赋税各个方面的过失，请求上天原谅，并发誓改正自新，请中外臣僚进言时政阙失。
受过现代理性启蒙的今人恐怕会认为罪己诏是玩虚的形式主义，因为皇帝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其实对古人而言，他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上天一直监视着人间，皇帝下诏罪己并不是徒有形式。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罪己诏意味着皇权之上有天道，天道乃是人间秩序的监察者;皇帝也承认这一点，所以要向天道表达敬畏，并自觉接受天道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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