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不可能独行其是，他必须与当朝君王的关系融洽无间，君王怀大志，改革家抱雄才，正如一个人手里抓着鞘，却没有刀，另一个人掌中握着刀，却没有鞘，二者型号相应，志趣相投，于是刀鞘合体。
齐桓公与管仲、郑简公与子产、魏文侯与争悝、楚悼王与吴起、秦孝公与商鞅、汉景帝与晁错、宋神宗与王安石，莫不如此。这种君臣之间捆绑式的合作关系多半还算牢实，问题在于这种合作关系总是受到君王年寿的限制，君王不幸早死，变法者即顿失凭依，立刻裸露于狼群之中，只剩下死路一条，鲜有例外。吴起人死而法灭，是莫大的不幸：王安石人存而政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制定的新法被肢解被废除，是无限的悲哀;至于商鞅，他是改革家中罕有的成功者，他的改革使秦国日益强大，却将自己送上了黄泉路，惨遭五马分尸的酷刑，死无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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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改革家的命运牢牢地攥在君王手中。君臣相得，则言听计从。君臣相失，则祸自天降。在历朝历代的帝王当中，昏君、庸君、暴君的概率高于百分之九十七，雄主、明主、贤主的概率低于百分之三。改革家的命运如何?还用细问吗?即使是汉景帝刘启那样开创过汉朝“文景之治”的明君，一旦吴王刘濞率领东南诸侯王打着“清君侧”的幌子联合叛乱，剑指首都长安，他明知其中藏有诡诈，仍将最欣赏最信任最倚重的“智囊”晁错当成一根废柴劈掉。汉景帝打的如意算盘是：虽无法用晁错的冤头弭解兵祸，却可以令叛军彻底理亏，再也找不到叛乱的借口。晁错提出削藩大计，为刘姓皇室的长治久安着想，到头来却被汉景帝当成猪仔卖掉，那种吊诡、荒诞和凄绝令人揪心，也令人寒心。
古代历史上的变法维新，短期见效的偶有，昙花一现的居多，具有长效机制的范例罕见，这是为何?一种体制固化僵化之后，改革就不仅仅是破冰之旅，简直就如同外科医生给自己动手术，麻醉师是自己，主刀医师是自己，止血者和缝合者仍是自己，休想指望他人的帮衬和补救。这个难度，比探险家攀登珠穆朗玛峰极顶只高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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