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带头闹事的不是外人，而是高祖刘邦的大侄子，也就是汉景帝刘启的叔叔。叔叔要造侄子的反，多少让人有些不可思议，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以至于要兵戎相见呢？
汉景帝刘启和自己的父亲一样，都是排行老四，按理说他是没有资格当太子的，不过谁让此人吉人自有天相呢？在他很小时，他前面的三个哥哥先后归天，自然他就成了名正言顺的嫡长子。
关于此，《史记·孝景本纪》中有详细记载：“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窦太后。孝文在代时，前后有三男，及窦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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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帝即位之后，在各方面都继承了文帝的遗风，国家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只不过，一场大的风波却在暗流涌动，时刻威胁着他的帝位，这就是吴王刘濞的狼子野心。
刘濞20岁时随高祖刘邦平定英布叛乱，以骑兵大破英布的部队，成就一世英名。想一想，此人的勇猛真是非同凡响，因为当时英布怕的人不多，自信能将他打败的也只有彭越、韩信。
将英布灭了以后，刘邦其实并没有开心多少，因为他接下来要面对的难题就是，安排谁去守住吴地，因为那里的地方势力不好对付。思来想去，还是选中了“年二十，有气力”的侄儿刘濞。
于是，20岁的刘濞轻松地当上了吴王。吴地人虽然彪悍，但地却是好地，在刘濞的悉心经营下，变得国富民强。《史记》中也说，当日的吴国“国用富饶”，即财源充沛；“能使其众”，即获得百姓爱戴。
可见，刘濞之功，史有共识。至于广陵，逐渐形成为繁荣富庶的大城，与江淮地带继续开凿运河，便利交通，吸引四方商贾云集于此，也应归功于刘濞。这些都说明刘濞是治理地方、改善民生之能手。
然而，时至公元前154年，这一切都成为了浮云，因为刘濞誓做被后世诟病的乱臣贼子，“七国之乱”一触即发。当时刘濞的顾问枚乘不仅政治觉悟高，而且处事清醒，他发现刘濞这样做实在是弊大于利。
于是再三劝阻，并写下了着名的《上书谏吴王》，说：“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悦。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关；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
大意是，你要是听取我的意见，不做那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你就可以长久地稳坐吴王的位置。结果，忠言逆耳，刘濞还是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大旗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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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还是要解释一下晁错这码子事。本来人家吴王就虎视眈眈，结果晁错却不识时务又添了一把火，向汉景帝献上了《削藩策》，力主“削藩”。
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三年（前154年），以卖官等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六个县。
虽然削藩这把刀暂时没有砍到刘濞，但是却给了刘濞联合诸王造反最好的理由。他在檄文中说，晁错这老小子是在挑拨您（景帝）和我们各个刘姓王之间的感情。
毕竟我们才是一家子，一个外人却在那儿指手画脚制造矛盾。他是您的老师您不忍心治他的罪，我来帮您。于是就有了“诛晁错，清君侧”的幌子。
明眼人肯定看出来了，一个小小的晁错，犯得着动用天下诸侯的兵马来杀他吗？当然不用，刘濞这是在为自己打掩护，笼络人心。很快，刘濞率领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
消息传到景帝耳朵里，他立刻派周亚夫率兵迎战，仅用了三个月就彻底平息了叛乱。在总结刘濞造反的原因时，司马迁是这样说的：“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争技发难，卒亡其本；亲越谋宗，竟以夷陨。”意思是说，刘濞谋反，是因为他儿子被杀这件事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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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为了挟制刘濞，文帝以陪读为由让刘濞的嫡长子刘贤留在未央宫做人质。谁知，有一次，时为皇太子的刘启（即景帝）和刘贤下围棋，因争棋路而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将吴世子砸死。
太子因为一盘棋竟然打死了自己的嫡长子，而且一点没有道歉的意思，这使刘濞大为恼火。当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称疾不朝。
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让人家没后总归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虽然后来刘濞又生了几个，但这种怨恨真的是很难抹平的。
所以说，景帝年轻时的那次失手杀人，与“七国之乱”的发生绝对脱不了干系，而且是酿成惨祸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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