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期以后，官员之间喜欢借馈赠之名，行贿赂之实，以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种灰色交易犹如躯体内的恶性肿瘤，四处蔓延，异常活跃。权力系统成为利益输送的管道，官家制度在其传导过程中，其刚性的一面也随之层层递减。
递减的制度根本无法约束食权者膨胀的欲望，这种自下而上的病原体传导方式，将权力结构层层腐蚀。州县将利益导向道府，道府再导向总督和巡抚，总督和巡抚则导向京城权要们，最后接棒的是皇帝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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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僚机器的运行过程中，这种迎来送往的利益传接成为权力的润滑剂。作为这部机器的主人，乾隆皇帝居然也参与到了这场权与利的博弈当中。皇帝居然也接受朝中大臣们的礼品，送给皇帝的礼品就是“贡品”。皇帝什么稀罕玩意没见过，所以给皇帝办贡是一项劳神劳心的活，各方面都要考虑周全，既要是天下奇珍，又要不流于世俗。
虽然进贡标准不一，但别的督抚大吏乃至京中权贵在这件事上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他们也得打肿脸充胖子，想尽一切办法紧跟而上，进贡成了当时各级官员争宠卖乖的必备手段。其实进贡之风并不是始于王亶望，当时的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曾经一次性进贡品九十余种。当时有人将乾隆朝进贡成风的罪责推到李侍尧的身上，认定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
连续的贪污案暴露出了官僚集团的贪腐黑幕，乾隆也并非不清楚官员们进贡与吏治败坏之间的关系。乾隆皇帝在查办王亶望贪污案的整个过程中，曾经三次降旨对进贡作出某种限制，我们姑且将其认定为乾隆对官员进贡之事的自我检讨。但乾隆这么做，只是做做应景的表面文章。因为没有官员会相信这种蔓延开来的腐败之风会来个急刹车。
当然对于皇帝来说，不纳贡并不代表不敛财。在权力系统的利益管道中，又何止这一种选择。比如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如果说和珅捞取的是灰色利益或者黑色利益，那么嘉庆抄没其资产，是不是间接捞取灰色或者黑色利益呢？如果全部充入国库，并将这些资产用于民生，就等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实际上并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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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官员的廉洁还真就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养出来的，就拿以廉洁自律闻名的闵鹗元来说，到后来也还是在官场灰色生存的各种规则面前低下头，走上了“苞苴日进，动逾千万”的权钱交易之路。而他变法儿筹措来的近30万两罚银，大都被指定缴到了内务府。乾隆初年，内务府的日子并不好过，如果皇家遇急事只能靠户部的银库(类似于中央银行)来暂时接济。
到了乾隆中期，在大造圆明园等皇家林苑，以及满足皇帝种种挥霍的同时，内务府却奇迹般地实现了扭亏为盈，其所属机构广储司、圆明园、造办处三座银库更是岁岁盈积。就连户部也经常从内务府借钱，从这一微妙变化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在敛财方面丝毫不逊于他的那些臣子。
我们来看一看乾隆这次短途旅行都收到了哪些贡品：二月十六日，在黄新庄驻跸时，蒙古阿尔善亲王罗卜藏多尔吉进了“金六十锭”，净重五百九十二两。亲王说，这是预备皇帝一路上赏赐他人之用。六天后，还是在黄新庄，河南巡抚徐绩给皇帝进了数车衣料，包括贡缎袍五十端、贡缎套五十端、宁袍五十端、宁褂五十端、杭绫一百端、汴绫一百端、貂皮一百张、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
由北京到山东，一路之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乾隆皇帝查收。内务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皇宫……皇帝出一趟差，赚得盆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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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的贪风之炽与惩贪之严，两种风气的激烈碰撞，让人看得一头雾水。我们就拿王亶望贪污案来说，整个甘肃官场可以说是到了无官不腐的地步。一件贪污案处理下来，前前后后竟杀掉大小官员50多人，不能说惩贪不严。
可这种霹雳手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贪风依旧愈刮愈猛。乾隆对这个案子的处理颇值得玩味，虽然整个甘肃官场到了无官不腐的地步，可最后受到国法处置的只有200人，要知道，一个省的官员接近千人。
这些漏网的官员就是沾了集体腐败的光，涉案官员之多让乾隆也觉得心惊，最后不得不抬高立案的门槛，涉案金额由最初的一千两提高到一万两。既然一个林子里都是贪吃的野兽，为了保持生态平衡，那就抓大放小。
皇帝用事实证明，腐败有个边界，没有捞出界就是安全的；一旦捞出界，就是危险的。危险系数会随着参与人员的增加而得到稀释，人越多，也就越接近“安全”的彼岸。
这也正是“齐黑”效应的题中应有之义。当这条权力链上的所有人都准备一条道走到黑的时候，黑与白的对比也就失去了参照。在这种情况下，谁是“黑”，谁又是真正意义上的“白”呢？不过都是行走于灰色地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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