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0年7月的一个黄昏，风雨如晦。岳家军主将岳飞伫立在郾城外的一座古老亭子里，如同一尊洗炼的石像。凭栏远眺，莽莽苍苍的群山如一群黑褐的野马，撕扯着涌向天的尽头。栏杆拍遍，吴钩看了，37岁的岳飞思绪难平。
当是时，他所献身的抗金事业已经进行了十余个年头。此前不久，他终于在堰城和颖昌一带大破金将宗弼，部将梁兴也强渡黄河，交结了金国境内宣誓忠宋帝国的起义军。一时之间，两河响应，京洛骚然。岳飞以为，要不了多长时间，他就可以直捣黄龙，迎接北狩的二圣还朝了。
在这样的千古伟业面前，一个从少年时起就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七尺男儿，他的心情又哪里能平静得下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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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个黄昏，就是在这座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名字的亭子里，岳飞写下了他那首著名的《满江红》。在词中，岳飞历数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慷慨激昂后，又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写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对每一个经历了靖康之变的大宋子民来讲，1127年都将是他们心口永远的痛。一个刚刚从东北老林子里走出来，才结束了茹毛饮血，结束了“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的野蛮习俗的野蛮民族，竟然以数万之众长驱直入，将享国已一百多年的北宋帝国一举摧毁，圣上钦宗和太上皇徽宗都做了蛮族的俘虏。这种巨变的沉痛与沉重，在宋朝士农工商心里所罩下的阴影是何其沉重，又是何其低迷。
每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要有一些人来承担责任，何况一个帝国的灭亡，何况一个乱世的潘多拉之盒的开启呢？走进靖康之耻，我们隐约看到了那么几张若隐若现的脸孔。在他们的时代，这些脸孔都有着高贵的血统，是那个社会的顶级成功人士。但恰好，历史的板子也该打在他们尊贵的屁股上。
有时候，我们对过去的历史年代之所以能记忆犹新，并不是我们熟谙那段历史，而是因为某一个或多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说，有些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让后人以他为标志，记住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宋徽宗就是这样一个标志，可惜这种标志是一段耻辱之柱。
仿佛是一种暗示，在对后人影响颇大的《宋词三百首》里，开篇第一位词人就是宋徽宗。这似乎在提醒我们，这位北宋帝国的掘墓人，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艺术家。
宋徽宗，名赵佶。作为亡国之君，他必然要对北宋帝国的覆亡负主要领导责任。但是，正如此前的史家们都已经表示过的疑惑与感慨那样：“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是呀，对比晋惠帝和孙皓这样的亡国之君，赵佶既不像他们那样蠢笨如牛，也不像他们那样残暴血腥，他在位时，也没有曹操和司马家族那样的权臣按剑而伺。按理，他是无法构成亡国要素的。
但他毕竟亡国了，我们就只能再次从他身上更细地寻找原因。终于，《宋史》的作者、元朝首相脱脱总结道：“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有点小聪明，却不用在正事上，正义之士得不到重用，奸邪之人高居庙堂，这样的弱点不能说不严重吧？
《大宋宣和遗事》虽是野史，可一旦考虑到有时野史竟然比正史更足采信，我们也就或许能从中略窥赵佶这位艺术家皇帝的面貌了：
“这位官家，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画墨君竹，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院之法。朝欢暮乐，依稀剑阁孟蜀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箓诸宫，起寿山箓岳，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栋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记。役民夫千万，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县，方腊一十三寇，放火杀人。天子全无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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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在被女真骑兵俘虏后，曾写过两首著名的词，其中一首回忆了他早在当皇帝时的华贵生活：
“玉京曾忆昔繁华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从本质上讲，赵佶身上不仅有着浓烈的艺术气质，而且他本身的确也是一流的艺术家。他的一幅《珍禽写真图》，在去年曾拍卖到了2350万人民币的天价，创下了中国画的最高价位，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赵佶热爱艺术、浪漫、玄想、女人和诗酒。但看看中国历史，我们会有一个骇人的发现，大凡在艺术上有成就的帝王，多半会给江山社稷和他的人民带来灾难性的恶果。文人作皇帝，鲜有不败者。原因就在于，治国需要的是理性，来不得诗人的任意挥洒。
赵佶的先人赵匡胤在消灭了词人国君李煜后曾感叹说：“如果李煜将他填诗作词的功夫放在治理国家上，他哪里会成为我的俘虏呢？”在消灭了以建立芙蓉城而闻名的蜀主孟昶后，赵匡胤见到获得的战利品中，有一把孟昶所用的夜壶，上面缀以多种名贵的宝石，赵匡胤用锤子将它打得粉碎，叹息着说：“如此奢侈，不亡国才是怪事”。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老祖宗赵匡胤所感叹过的两件事，没想到一百多年后，却在他的后裔赵佶身上重演了。
赵佶的艺术才能是不用怀疑的。他能诗善文，书法学唐代薛稷而独创“瘦金体”，在绘画方面的成就更是独步天下。他在位期间，建立了专门的皇家画院，画家们享受着相当级别的待遇，使得中国绘画史上从此出现了宫廷派。
同时，由于本身的士大夫气，赵佶对草木花石有着浓厚的兴趣。史称：“上在潜藩时，独喜读书学画，工笔札，所好者古器山石，异于诸王。”
一个人有某种爱好，尤其是艺术方面的爱好，这并非坏事。假如赵佶不是身为天下一人的帝王，他的成就当会令后世的艺术家们艳羡不已。可惜，命运偏偏安排这位艺术天才当了皇帝。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一旦身为天子，他的任何爱好都有可能带来让他也意想不到的后果，更何况像赵佶这样把自已的爱好和治理天下混为一谈呢？
首先，赵佶在选用国家重臣上，基本不是按照德才来衡量，而是看他们是否与自己的爱好投缘。蔡京是一流的书法家，赵佶从喜欢他的作品到重用他的人，以至于虽然知道这是一个奸臣，然而出于共同的爱好旨趣，竟再三地原谅他（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详谈），这种做法真是不可思议。
至于高俅因善于踢气球而被赵佶赏识，从一个破落户提拔到了太尉的职位，更是令天下士子寒心。《水浒传》虽是小说家言，其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高俅如何因共同爱好而被赵佶提拔的可供想象的细节：
“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即赵佶，在登皇位前封端王――引者注）。那身分模样，这气球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就留在宫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离。却在宫中未及两个月，哲宗皇帝晏驾，无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议，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后，一向无事。忽一日，与高俅道：‘朕欲要抬举你，但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后来没半年时间，直抬举高俅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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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读者老爷想必都还记得，《水浒传》里的英雄杨志，原本是大宋帝国大功臣杨继业的后人，只因押运花石纲出了事，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后来也只得以忠良之后的身份到梁山落了草，加入到造反者的行列。
所谓花石纲，那是赵佶时代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不祥之物。崇宁四年，赵佶下令在苏杭设立应奉局，其职责是搜罗江南的奇花异石，通过大运河和汴河运往东京汴梁。这些运送的船只连绵不断，以十只船为一纲，称为“花石纲。”
如果只是运点花草木石，作为一国之君，原也无可厚非。可这种帝王的闲情逸致一旦通过国家机器成为政府的一大职能，其后果之严重就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了。负责花石纲的官员叫朱勔，在他认真负责的工作下，“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指为御前之物，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远。”
奸倿们最大的本事就是善于借助来自最上面的精神，然后以此为借口和契机，合法地陷害他人并谋取利益。朱勔在这方面自然也是行家里手，他在江南搜罗花石纲时，一旦看上了那些家有巨资而又没有多大政治势力的士绅，就宣称他们家的某块石头或某盆花已被圣上看中，打算征用。
此后，他并不会急于将那石头或花木运走，而是要等一段时间以后，估计石头或花木与原来的形状已经有了些许不同――比如花谢了，石头被雨水淋出了青苔，这时再去以当今圣上需要的名义去索取。其目的就是为了指责主人家看管不善，致使御用之物遭受损失，乃是对当今圣上的大不恭。识趣的主人只能蚀财免灾，朱勔的收益也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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