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过几篇关于汉武帝时代颁行的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的文章后，不断有网友问：你读过《盐铁论》吗?你知道桑弘羊之问吗?没有这些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我们拿什么来“爱国”?于是，我不得不写作这篇《桑弘羊之死》。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没有国家的概念，或者说：朕即国家，天下即朕。所谓“爱国”，爱的即是皇帝和朝廷。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满足皇帝和朝廷一切欲望所需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今天的我们早已经明白，国家不等同于皇帝，不等同于某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如果我们把“朕即国家，天下即朕”中的“朕”换作“人民”，那么“人民即国家，天下即人民”;如果我们对个体生命本身抱有最基本的尊重和怜悯，再来看困扰中国两千多年的“桑弘羊之问”，会发现，这原本是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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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1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2月，汉王朝召开了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会议——盐铁会议。《汉书.昭帝纪》这样记录：“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
中国历史上的盐铁专营始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这一年，汉武帝下令将全国各地的煮盐、冶铁全部收归政府管理，收入用以补充赋税。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又在全国推行均输、平准法。所谓均输，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统购统销;平准，则相当于物价管制。均输和平准法的实行，在汉王朝建立起了一个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国营商业网络。
汉武帝为政的54年，是一个对外战争异常频繁的时代，史载有用兵的年份就有三十多年。规模浩大的对外战争将汉初七十年所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消耗一空。为了继续打仗，汉武帝必须想方设法将民间的财富收归己有。于是，在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聚敛之臣”，桑弘羊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
在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时，桑弘羊即参与了政策的制定;颁布平准均输法时，桑弘羊已是大农丞(财政部长助理);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被汉武帝擢升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财政部长)，从此，掌管汉王朝的财政长达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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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帝时期，霍光辅政，召开盐铁会议。这是一次关于国计民生的大辩论，就应不应该继续施行汉武帝时代的盐铁专营，桑弘羊可谓舌战群儒。
面对儒生们的咄咄逼人，桑弘羊最后抛出了一个困扰中国的千古难题，即所谓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来?国家的财政收入又从哪里得?
所以，汉武帝执政后半段的汉王朝，是一个除了权贵阶层之外，整个社会共同贫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极其孱弱，完全无法抵御任何自然灾害的出现。从公元前115年开始，到汉武帝去世，由于水灾、旱灾、蝗灾的轮番袭击，《汉书》中人民因为各种灾害而大量死亡，甚至“人相食”的记录，不绝如缕。
再回到桑弘羊困扰中国的千古之问上。其实，我们不妨先问另一个问题：汉武帝执政后半段，导致这一系列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出台的前提——北击匈奴的连年战争，是否都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否都是有必要的?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领5万精骑出击匈奴，取得重大胜利，使得匈奴十余年再无南下之力。这一年，汉武帝38岁。以后，直到70岁去世，他从未停止对匈奴的大规模进攻。但这些战争，汉军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大败而归，从未尝胜迹。导致匈奴单于在公元前89年甚至给汉武帝写了一封极其傲慢的信，开列了一份昂贵的清单，以承诺恢复和汉王朝的和亲关系。
如果是共赴国难，以举国之力支持国家抵御外敌固然无可厚非。但公元前119年之后的汉王朝显然不是这样，它更像是一部将全体国民、整个国家强行捆绑，却毫无制动机制的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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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会议之后的第二年，桑弘羊便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霍光以谋反的罪名诛杀。
桑弘羊虽然死了，但他的经济政策却顽强地活了下去。盐铁会议之后，盐铁官营并未取消，仅仅废黜了酒的官营。汉元帝时，曾罢盐铁官，但仅仅三年就恢复。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其实比桑弘羊之问更需要我们解答的问题，也许是：在打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之后，我们拿什么来约束这台机器的驾驭者——皇帝，让他所作所为真正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而非出于一己之欲而为所欲为?
这个问题，儒家给不出答案，两千年的帝制中国也终究没能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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