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走入清朝，中华古国被铁骑女真统领，出现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堪与前世明君比肩的君王：康熙帝。他尊孔子，研汉学，以仁德治天下，为一百三十余年的康乾盛世奠下坚实的社会基础。他的饱学和好学也为后世赞叹和敬仰。
对康熙帝来说，读书是一件乐事，每读书必有所得，能够开茅塞增智慧，因而他因读书而心悦。
他曾经说：“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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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年纪的康熙帝，在祖母的“鞠养教诲”下，即已每日刻苦学习，“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
清朝的崛起和立国依靠的是武力，在明朝前期满洲连文字都没有，努尔哈赤时期刚刚创造了文字。所以清朝初期的满洲大臣多为军事贵族，以能战善骑为荣而耻于读书。康熙帝却从年少时代即被中华文化深深吸引，十六岁亲政以后，他更是迫切希望学习儒家学说和治国经验。
康熙十年(1671年)，时年十八岁的康熙帝在保和殿隆重举行“经筵礼”，告祭先师孔子，举行“开学典礼”，由翰林院的大儒为他授课。开始时，讲经每隔一天进讲一次。两年后的康熙十二年二月(1673年)，康熙帝将之改为每天一讲，“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寒暑不必辍讲”，从此以后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康熙帝每天到乾清门听政，处理政务后，即到懋勤殿听课，一天也不耽误。“经筵”后来成为清朝皇帝自我学习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他任命一批通熟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的汉人官员担任经筵讲官，又从翰林院选出10人充当“日讲官”，为他讲解《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兼其它的典籍。讲课的老师，被称为“经筵讲官”，简称“讲官”或者“日讲起居注官”。 “讲官”者，只负责讲课，“日讲起居注官”除了讲课，还负责记录皇帝每天的活动。
康熙帝学习的内容十分广泛，儒家经典及各学派著作，几乎无所不包。历史也是他学习的一门主课，《史记》、《资治通鉴》、《春秋》等，都是必读之书。记述清太祖、太宗的实录，也是他每日必读之书。当代的书籍，他也会要求讲官释义。著名的理学大臣熊赐履是他从小的老师，著有《学统》、《闲道录札记》等书籍，他也要求熊赐履讲解给他听。康熙帝听完课后，“有疑必问”，老师则需有问必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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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典籍和文学上不断进取的康熙帝，渐渐产生了身边应常有翰林侍值的想法，说：“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
于是四年后的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一月，二十四岁的康熙帝下谕在早年读书处的南斋设立了南书房。南书房就成了皇帝专门读书、日讲官传授文化的专门场所。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七日，翰林院的侍讲学士张英、内阁撰文中书高士奇以南书房侍从身份入侍内廷，南书房成了一个内廷的正式机构。
官员凡被召入南书房侍读，时称“入值南书房”，或称“入侍内廷”。入值南书房的官员均是当时的饱学之士，基本都是汉族官员。
康熙帝的南书房讲官，著名的有很多，其中一个叫高士奇的，与康熙帝的关系颇有意思。
高士奇是浙江钱塘人，家贫无资，肩扛破被旧褥徒步入京乡试。落第后在康熙的满族重臣明珠看门人的家里教馆为生。一日，明珠要写文字，找不到人代笔，看门人推荐高士奇，明珠试其文笔，他一挥而就，明珠大喜将他荐用至内廷，得到康熙帝的赞赏。于是选入翰林院，入值南书房，参与书写密谕及编辑讲章、诗文等事。
康熙帝跟熊赐履、李光地学习朱熹理学，跟汤斌学习易经，跟沈荃和励杜讷学习书法，张英更是康熙帝年轻时随时请教的好帝师;与此同时，他还努力学习掌握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诸如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医学等。数十年如一日，康熙帝历经了前后几十位顶尖的国学大师的侍陪、传授，以及一些西人大臣的指点，终于成为通晓天文地理的学者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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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熙帝来说，读书是件乐事，所以“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批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国事无论多忙，他都不忘读书。平定吴三桂叛乱时，朝中之事千头万绪，他仍能于繁忙中“孜孜于经史之学”。
康熙帝说：“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功”。起初，康熙帝通过阅读史书总结治国经验，和汉臣们探讨治国之道。 慢慢地，南书房成为康熙帝决定朝廷重大事务的场所。
深厚的儒学基础，令康熙帝以“仁、义、礼、智、信”为本治国，也令他更明了兴文教、重教化的意义。他认为：“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
康熙帝说：“夫天道人道必待人而后兴。”皇帝须代表天意，要做好人，做人也要符合天意，有了好人才有天下的兴旺。刻苦读书使他“明天道，得天助”，终成千古传颂的一代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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