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一带较发达地区涌现出一大批有才之士，在思想、政治、军事、科学技术和文学上造诣极深。各学派坚持自家理论，竞相争鸣，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及法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兵家、杂家等诸学派，其论著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服装美学思想。儒家提倡“宪章文武”、“约之以礼”、“文质彬彬”。道家提出“被（披）褐怀玉”、“甘其食，美其服”。墨家提倡“节用”、“尚用”，不必过分豪华，“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属于儒家学派，但已兼受道家、法家影响的苟况强调：“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镂皆有等差。”法家韩非子则在否定天命鬼神的同时，提倡服装要“崇尚自然，反对修饰”。《淮南子·览冥训》载“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论争纷纭，各国自治的特殊时期的真实情况。
深衣：
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时期盛行的一种最有代表性的服式。
胡服：
是与中原人宽衣大带相异的北方少数民族服装。当然，一说为原内地劳动人民所服之式，也是可信的。所谓胡人之服的主要特征是短衣、长裤、革靴或裹腿，衣袖偏窄，便于活动。赵国第六个国君赵武灵王是一个军事家，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改革家。他看到赵国军队的武器虽然比胡人优良，但大多数是步兵与兵车混合编制的队伍，加以官兵都是身穿长袍，甲靠笨重，结扎繁琐，动辄即是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灵活迅速的骑兵却很少，于是想用胡服，学骑射。《史记·赵世家》记，赵武灵王与臣商议：“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肥义曰：“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于是下令：“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后仍有反对者，王斥之：“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于是坚持“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果然使赵国很快强大起来，随之，胡服的款式及穿着方式对汉族兵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都出土的采桑宴乐水陆攻战纹壶上，即以简约的形式，勾画出中原武士短衣紧裤披挂利落的具体形象。
这是商周时代的典型服装，腹围前加了一条上窄下宽像斧，形的装饰物，就是「韍」。
补充：
战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争，各种礼仪逐渐废除。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各诸侯国的服饰相应地产生一些变化。从近年来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墓中所见彩绘木俑，可以看到当时很有代表性的服饰特点。所谓"绕衿谓裙"就是指这种沿宽边的下身缠绕式的肥大衣服。其缠绕是将前襟向后身围裹的式样，反映了古人设计思想的灵活巧妙，即采取横线与斜线的空间互补，获得静中有动和动中有静的装饰效果。制衣用料轻薄，为防止薄衣缠身，采用平挺的锦类织物镶边，边上再饰云纹图案,这即是“衣作绣,锦为沿”,将实用与审美巧妙地结合,充分体现了古人设计的智慧与聪敏。
战国男子着装,衣长不过膝,以连续矩纹和条纹作装饰,此种图案与当时的漆器器皿边饰十分吻合。男装以交叉领、窄袖、腰间束带为基本形式。战国时期的带钩比西周初时有很大进展,质地为金、银、铜、铁、玉,在带钩上刻有花纹,有时也镶上绿松石,显示贵重富有。还有一种金银错的崭新手工艺，外观更加精致华贵。战国时期的冶铁业比较兴旺,除可以制做男人身上悬挂的铜刀外,工艺也属上乘,二十五公分长的小弯刀上雕刻有花纹,深受人们的喜爱,为它取名"容刀"。这时的挂刀,已不完全为实用,很大成份以装饰取代了实用。
《史记》中记载,在战国时期,出现了一桩有影响的事情。即赵武灵王实行的军服改革,后来人们称之为"胡服骑射"。其形制为身穿袴褶,短身广袖,形若袍式,腰带上以金玉为饰有带钩。后人评价这件服饰史上的创举是实践出真知。如果没有战争的实践,如果赵国在当时不是处在弱小地位，就不会有军服改革。因此,有人说赵国后来由弱变强,这次果断革服是重要条件之一。
根据文献记载:"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饐靴。窄袖利于驰,短衣长饐利于涉草。"此文说明革新后的服饰面貌，形象地描述了胡服的形式和它的功用。可见,历史上对这次大胆的胡服革新汉装的创举是肯定和赞许的。战国七雄之中，秦国由于地处偏远的西北地带，所以在服饰上和礼仪上与其他六国相差较多。从记载得知秦的斗士早期以旄头作首服(即耗牛尾的毛作装饰),武将用绛帕(红巾)包头,秦孝公用帻（古代一种头巾）。而其他六国较之秦国地理环境有利,而在服装上多有奢侈,另外服饰上也有差异。据记载，楚国有一种珠履(在鞋上缀宝石)；齐国有千金白狐袭,而赵国则有数百婢妾服用绮縠襦裙和方履。此外楚制长冠、法冠、赵制高山冠等,均被后人延续传用。以上诸项仅从文字记载中得知，而形象记载只能从汉以后的画像中才能见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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