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有担当有修为的人一旦犯了错误就会写一份检讨书，作自我批评，以便检讨过去，修正未来。其实，一般人有了错误要写检讨书，而古代皇帝的检讨书不叫检讨书，而叫做“罪己诏”。当然，在古代帝制社会，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乃九五至尊，天下主宰，天下臣民每睹尊容，必三呼“万岁”。像这样的高端人物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低头认错的。但纵观二千多年的中国帝制史，也曾出现过一些写“罪己诏”检讨自己错误的皇帝，而第一个检讨自己错误、敢于自我批评的中国皇帝就是汉武帝刘彻。这位大汉王朝的一代雄主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正式记录在案的敢于“罪己”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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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其母皇后王娡。他四岁时被册立为胶东王，七岁时被册立为太子，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创建了大汉王朝最辉煌的业绩。刘彻生于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时代。当时大汉王朝经历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家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而不可食”。刘彻从小就尽情地享受着盛世的红利，大概还在上幼儿园年龄，他就当着自己的小表妹陈阿娇夸口说：“若得阿娇，当以金屋储之。”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大的口气，让人叹为观止。就这样，刘彻的一句话便留下了“金屋藏娇”的千古佳话。现代的许多人都是最早从这个典故中知道汉武帝刘彻的。
作为汉武帝的刘彻一生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不仅爱才，而且惜才。在任人唯亲和论资排辈的封建专制时代，汉武帝一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即便持不同政见，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如重用政见不同、狂傲不羁的主父偃;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为有能力，就是草芥家奴出身，汉武帝依然破格提拔，如提拔家奴出身的卫青为大将军。不仅如此，汉武帝甚至摈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以至于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初读《子虚赋》，汉武帝即大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汉武帝千古无二。秦始皇、汉高祖视文人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终究雅量阙如。但是，汉武帝恰恰在人才的重用上犯下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也正因为这个错误使汉武帝站到了被告席上，备受指责、争议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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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汉武帝的一生，不难看出，他虽然是深知自己历史责任的一代有为皇帝，但他又是一个任性杀伐的暴君，他既立下南征北战的盖世之功，又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灾难;他宠爱他喜欢的女人，他也可以为了江山，杀掉自己宠幸的女人;他绝顶聪明，又异常糊涂，为了得到一匹汗血宝马，居然不惜牺牲数万人的生命。
毫无疑问，作为汉武帝的刘彻不仅继承了“文景之治”时代的一切红利，而且也有更高的政治追求，他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封建统治;对外废除和亲，反击匈奴，一洗中原王朝几代人的耻辱。完全可以说，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改变了华夏民族的历史进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可惜的是，他最终没能跳出历史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他推行“推恩令”，任用酷吏，甚至以“腹非”之名定罪，最终把强化统治变成了专制暴虐;他率性用兵，杀人灭国，最终把反击侵略变成了穷兵黩武。他穷奢极欲，大建宫室别馆。他花心好色，后宫美女无数。他梦想成仙，崇信妖人。他热衷封禅，遍祀诸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正是因为汉武帝如此地张扬挥霍，不恤民力，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匈奴人袭边的事件时有发生，老百姓揭竿而起的义举此起彼伏，宫廷内部的争斗不断，特别是他亲自逼死了太子刘据以后，大汉王朝日渐衰落的局面令这位步入暮年的老皇帝不能不清醒起来。征和四年，即公元前89年，当有大臣建议在轮台，即今天的新疆轮台屯兵时，年近七旬的汉武帝立即召集群臣，颁布了被历史学家称之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罪己诏》。
在《轮台罪己诏》诏书里，他对平生功业没有用“两分法”，也没有用三七开或四六开，而是“深陈既往之悔”，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执政的失误，大胆公开地作自我批评，他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他决心改正错误，他说：“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同时，对自己迷信神仙的事也作了深刻反省，他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但是，《轮台罪己诏》无疑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皇帝的检讨书，汉武帝是中国皇帝敢于检讨自己错误、敢于自我批评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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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元二年，即公元前87年，汉武帝一病不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执拗地把年仅八岁的小儿子刘弗陵立为太子，却残忍地逼令其母亲钩弋夫人自杀，为的是避免重蹈汉初吕后干政的覆辙。接着又任命霍光、桑弘羊、上官桀等人为辅政大臣。不久，汉武帝就在五柞宫去世了。新皇帝在五位辅政大臣的辅佐之下，较好地遵循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精神，轻徭薄赋，发展农耕，改进刑狱，整饬吏治，使国家走上了正规，一度危机四伏的西汉政权终于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由此可见，汉武帝的“罪己诏”并非白纸一张，他的自我批评也并非只是走过场，它不仅是后世皇帝处理朝政的前车之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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