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道光皇帝)天性俭朴，所御套裤当膝处穿，不欲改为，饬人补之，然内务府开销补价，凡用宁绸数十匹，共价四百金(编者按：明清记数，无论多少金，指的都是白银)。又闻瑞文端尝总管内务府。适办穆宗(同治皇帝)大婚，需用大柜四具，司员开价六万余，文端嫌其太多驳之，而大柜遂不可得。旋被严责，急如前数又加数千而后得之。文端因是恚而致疾。而工程则侵蚀尤巨，即颐和园工程已费至二千万，知者以为实到工之款不及六百万金。是以近时内务府司员之骤富者屡被弹劾，上亦尽法惩治之，然每每中止，欲求其悛改，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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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补个裤子，用绸“数十匹”，耗资四百金;皇帝结婚用的四个大柜子，要六万余金。皇帝要造园，两千多万，实际用到工程上的还不到六百万金。皇上所用可真是皇家御物，堪称极品，这种花销，之所以成为常态，是因为层层搜刮、层层盘剥的方式，已成为官员的生活方式，即使是皇帝自己，也已无可奈何。以此推之，历史上的皇家御物，多半是这种超值产品的集中地。这是官僚对皇帝也可层层搜刮的典型，而对下的搜刮又是何其相似。有一个寓言故事是这么说的：
某地一村民捡得凤凰蛋九枚，欲献给皇帝，于是先交到县官处，县官自留三枚，将剩下六枚交到省上，省上长官又留三枚，将余下三枚交给皇帝。皇帝收到三枚凤凰蛋，大喜，下诏，赏该村民九千金，到省上长官手中先扣下三千金，到县官手上县官又扣下三千金，最后落到村民手上就只有三千金了。史书上记载此事，说：“某年月日，村民某献凤凰蛋三枚，帝王赏九千金。”民间传说则说：“某年月日，村民某捡凤凰蛋九枚，都献给了皇帝，得皇帝赏赐三千金。”
将这个故事应用到帝国官僚生活的实际中，就是说在这种正面的交易中，官僚的克扣已成为常态，最重要的还在于上、下之间两种情况的无法衔接。用于帝国的官僚运作中，可以说，帝国实收财政与官吏实收税收之间有巨大的空间，即使有帝王明谕，下层纳税者，也无法抗拒官僚的额外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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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帝国的生活现实中，官员的生活只有靠上司督查，此外，他不会受到任何制约，所以官僚之克扣搜刮，中饱私囊已成为常态，对付上司的督查，就可能转换为对付上司的盘剥。恰如帝王将一大堆金银财宝放到官员的前面，然后返身离去，至于该官员如何处理这一大堆财宝，就只有凭他的道德良心了。这种制度，只会造成层出不穷的、不怕死的官员前赴后继走上搜刮之路，即使残杀贪官的朱元璋，拿剥下的贪官人皮放在县衙惩戒官员，也阻止不了浩浩荡荡前进的搜刮队伍的脚步。
下层百姓在帝国的规则中，注定是制度的弱者;在与官僚的对抗中，注定是失败者。古往今来的冤案故事中的主角要想讨公道，所花代价之大，有的倾家荡产，有的甚至遭灭门之祸。这种情况实在太多，因为制度的制定早已注定了他们的命运，不甘忍受者只有付出这种惨重的代价，而绝大多数人只有听从命运的安排，自认倒霉(许多外国观察家，早就注意到，中国人是温顺的、彬彬有礼的。实则，这种规则下，要想安稳生存，只有温顺驯服，否则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又充满着野蛮残忍的杀戮，这种矛盾的现象，常常不能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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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之所以出现这种极端行为，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作威作福者与温顺驯服者这种社会格局的制度刚性。在中华文化的常识中，每一个故事都在暗示我们，只要攀上高位，就能对下作威作福;只要身处底层，就得温顺驯服。当温顺驯服换来的是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时，只有利用极端的方式挑战现存秩序，因为在现存秩序中不存在两极之间通过谈判、讨价还价解决问题的途径，任由矛盾不断累积，最后只好杀上龙庭，又在一个战乱中缓和了冲突与矛盾的情况下，以同样的规则建立起新的王朝，从而不断上演朝代循环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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