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在粘杆处一待就是三年。直到三年之后的乾隆四十年，方才得到乾隆的赏识，先入值乾清门，后擢御前侍卫，终于兼任副都统，一下子连升三级，成了真正的三品官。

　　为什么一连两年，乾隆皇帝都没有发现这个漂亮的侍卫，而到了第三年，却忽然独享青睐，而且恩宠有加了呢?这里面当然有原因，而且是很特殊的、不一般的原因，只可惜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因此，小说家们人人发挥推理、联想功能，想找出这个天大秘密的答案。

　　几乎所有推理家、联想家，都说和珅在咸安宫官学上学的时候，就刻意模仿乾隆的字体，揣摩乾隆的“御制诗”，理由是清宫中至今还有一块“御书”的屏风，实际上就是和珅书写的;和珅留下的诗集中，所写的诗风也和乾隆很接近。但是我这个“非推理家”，不用推理也能反驳：何以见得和珅一定就是在读书的时候学乾隆的字、仿乾隆的诗呢?在他当侍卫的时候，不是更有可能么?

　　平心而论，乾隆的楷书、行书，都写得不错，草书更是龙飞凤舞，气势不凡，比今天的某些“书法家”要强得多得多得多;和珅能够把他的字体学得很像，甚至可以代替乾隆的“御笔”，这说明他的聪明，也说明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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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皇帝的诗，数量更是多得惊人。他一生究竟写了多少首诗，直到今天，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单是已经印刷的五集《御制诗集》，就有四百三十四卷，收诗四万一千八百首。这还只是他在位六十年间所写的，六十年是大约两万一千六百天(60×360=21600)，因为其中还有闰年;那么，平均起来，每天将近要写两首诗。连他自己都说：“五集篇成四万奇，自嫌点笔过多词。”除此之外，在他登基以前当皇子的十几年中，就写有一本《乐善堂全集》;在他退位以后当了三年太上皇，还写有一本《御制诗余集》。这两本集子一共有多少首诗，我没查到资料。不过单就诗作之多，应该说是古今中外，有史以来的首屈一指;说他是“千古一人”大概没人能否定。您看：《全唐诗》中的两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总和，也只有四万八千多首!

　　可惜的是：那么多首诗，却没有一首、甚至一句是脍炙人口的。比起现在被人臧否(pǐ痞)的大诗人郭沫若来，差远了。郭沫若自己就说过：“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但是三十年代，至少《女神》还是被许多青年学生所赞美的;七十年代，至少“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就曾经脍炙人口。如果说郭老晚年写的大都是“马屁诗”，那么说乾隆皇帝一生所写的四万多首诗，绝大多数是“狗屁诗”，这样的评价，可能也不算太过分。“诗言志”，“诗写的是心声”。乾隆皇帝的诗，尽管格律平仄都不错，但都是优美辞藻的堆砌，美而没有感情。就像一张画在纸上的美女，色彩斑斓，却没有生命。《乾隆御制诗》，是朝廷出钱印刷的“殿版”，和“某领袖语录”同类，除了广泛分发之外，售价一定也很便宜，不然的话，已经落魄到了“举家食粥”的穷作家曹雪芹，就不可能因为买不起稿纸，而把《乾隆御制诗》拆开翻过来当稿纸写他的《红楼梦》(《乾隆御制诗》是单面印刷、折叠装订的，纸张也不错)。

　　和珅在官学读书的时候，一心只想通过科举走上出仕正途，他所学的，都是正经学问;即便想学诗，单是唐朝就有许许多多大诗人的优美名篇可以学习，有什么必要去学乾隆皇帝的狗屁诗?一个人想学某一个人的字体和诗风，前提是对这个人的敬仰和崇拜。“文革”期间，有那么多人学“毛体字”，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的字体多么优美好看，多么苍劲有力，更不是如郭沫若所说的那样，是“书法的顶峰”，而仅仅是因为对毛泽东这个“革命领袖”的个人崇拜。和珅在官学读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去拍乾隆皇帝的马屁而升官发财，因此，在他的青少年时代，求学很认真，要读的书很多很多，不大可能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学乾隆字体和诗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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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他当了“三等侍卫”以后，每天的“功课”没有了，皇上不出门，他也用不着“随班”，空闲时间很多。特别是他听了祖丈人的话，打算通过接近皇帝的机会来求取“另一种仕途”的时候，他才会想起“投皇帝之所好”这个主意来。因此，我的“推理”，如果和珅真的曾经下工夫去学习乾隆的字体、揣摩他的诗风，也应该是在他当三等侍卫这一段相对空闲的时间中。

　　由于和珅的发迹既突然，又快速，当年就从六品升到三品，已经不是“连升三级”，而是“连升六级”了(从五品、五品、从四品、四品、从三品、三品，正好是六级)，到了二十五岁，就升为“当朝一品”，比坐直升飞机还快，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文革”期间，升官最快的，一个是王海容，一个是王洪文;但是和珅的飞黄腾达，居然比他们两个人都快!

　　凡是不正常得到快速升迁的，一定有他不正常的原因。王海容大学毕业没几天就当上了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接着晋升外交部副部长，因为她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亲侄女：“用人唯亲”，是从毛泽东那里开始的;王洪文从一个工厂的保卫科长一下子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因为他是“文革”中第一个夺权的造反派，是个可以利用的傀儡;和珅的升迁太不正常了，他是凭什么“坐直升飞机”升空的?于是人们纷纷在揣测其中原因。

　　历代皇帝中，也曾经有过诸如此类的先例。汉哀帝时代，有个叫董贤的小伙子，才二十岁冒头，就因为受到皇帝的宠爱，被封为最高军事长官：大司马。他家里的“钱”，就比国库的“钱”还多。

　　这情况，不是跟和珅很相似么?

　　董贤(前22—前1)，字圣卿，云阳人，西汉御史董恭的儿子，是个美男子。在汉哀帝刘欣还是太子的时候，只有十五六岁的董贤，就当过太子舍人。“舍人”，直白地解释，就是“馆舍里的人”，凡是食客、门客，甚至太学国子监的监生，都可以用“舍人”称呼;不过“太子舍人”，则是太子的秘书，是个年俸二百石的六品官，比知县还大，可见他也是一个才子，至少是少年有为，绝非等闲之辈。汉哀帝即位后，改任他职。两年后，也就是建平二年(前5)，有一天，哀帝下朝回宫，看到殿前站着一个人，正在传漏报时。哀帝当然认识他，随口问：“那不是舍人董贤吗?”那人赶忙叩头说：“正是小臣董贤。”那一年董贤刚十七岁，长得唇红齿白，仪表非俗。哀帝忽然发现，几年不见，董贤越长越俊俏了，简直比六宫粉黛还要绝色。刘欣被他的仪表相貌所吸引，十分喜爱，立即拜他为“黄门郎”。秦汉时代，宫门都是黄色的，称为“黄门”。“黄门侍郎”就因为在黄门之内供职而得名。“黄门郎”是“黄门侍郎”的简称，其职责是随侍皇帝、传达诏命、掌管机密文件。说白了，就是秘书，还是他“太子舍人”的老行当，不过官衔却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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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贤进宫之后，一天比一天受宠，汉哀帝赏赐给董贤很多财物，不久就升他为驸马都尉。“驸马都尉”本是汉武帝时代开始设置的一种官职，是皇帝的近侍官，专管车马之类的杂事，权力并不大。东汉馆陶公主嫁的女婿恰巧是个驸马都尉，从此以后才逐渐把“驸马”作为皇帝女婿的专称的。董贤当“驸马都尉”，当然不是皇帝的女婿。

　　董贤受宠，他家的人也跟着沾光：父亲董恭升为光禄大夫(汉代的光禄大夫不是后来专管皇家宴会的“光禄寺卿”，而是相当于副部级的顾问，年俸二千石)，赐爵关内侯;他妹妹还被封为昭仪(汉代的昭仪“位视丞相，爵比王侯”，是妃嫔中的第一级，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他岳父封作大臣，他妻子也被特许进宫居住。甚至连董贤家的童仆也受到哀帝的赏赐。哀帝本想封董贤为侯，遭到丞相王嘉的反对，不但说“往古以来，贵臣未尝有此，流闻四方，皆同怨之”，而且说董贤应该“千人所指，无病而死”。——结果呢，董贤没死，王嘉却为此获罪入狱，在狱中绝食二十多天，呕血而死了。

　　董贤不仅长得像个美女，“性柔和”、“善为媚”，言谈举止也十足像个女人。哀帝很宠爱他，“出则同车，卧则同榻”，这以后的官衔，可不是连升三级，也不是节节高升，而是拜他为大司马。“大司马”是什么官儿?在西汉，大司马是掌管军政和军赋的最高官员，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东汉时代和司徒、司空并称“三公”。可以说，不到二十岁的董贤，就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哀帝对董贤的爱之深、情之切，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一次午睡，董贤枕着哀帝的袖子睡着了。哀帝想起身，却又不忍惊醒董贤，就随手拔剑割断了衣袖。成语“断袖之癖”，就是源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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