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年号万历，庙号神宗，是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他十岁登基，1572—1620年在位，共四十八年，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他的皇帝生涯其实可以分成前后两段。前半段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五年，这期间如果不是因为重大事情，万历皇帝是坚持上朝的。
从万历十五年起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始不上朝了!(万历皇帝不上朝了，只是这些事件中的一件吧，所以这种表达方式不妥。修改：明神宗因为长期的不上朝，与外廷的剧烈对抗，以及民间的各种宫闱秘闻，让他得到了一个“酒色财气”的评价)虽然因长期不上朝他得到了一个“酒色财气”的评价，但他依然故我，还是不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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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上朝一方面指臣子到朝廷觐见君王，奏事议政，另一方面是指君王到朝廷上处理政务。皇帝的工作就是上朝处理政务，如果皇帝不上朝，其实等于他在罢工。都是皇帝了还罢工，说其有些任性实在不算过分。但朱翊钧任性不是只有一天两天，而是从万历十五年到万历四十八年，任性了三十三年!
万历皇帝三十多年不上朝，是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一件事。有人认为，万历皇帝怠政，导致政府的机动能力和运转能力大幅下降，民不聊生，是明朝灭亡的起点，是为所谓的“明亡于万历”说。但也有人认为，万历皇帝在其中后期依然牢牢把握着政权，继续治理国家，让明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达到了一个高峰，是明帝国继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之治和明成祖朱棣永乐盛世后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明朝乃至中国古代史的最后一个巅峰。
其实万历皇帝三十多年不上朝，就是在“置气”。皇帝认为士大夫们结党营私，不认可自己的辛勤工作，不体谅自己的身体，于是宅在深宫里生闷气。士大夫们则觉得万历皇帝没好好工作，又贬斥说真话的清流，所以也赌气上奏疏故意刺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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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的“怠政”、“惰于临朝”是君臣长期冲突的结果。这固然与皇帝幼年的经历、心理、性格分不开;也与士大夫们死守封建礼教的思维惯性分不开。
但实质上，万历皇帝和士大夫的斗争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高度发达的皇权和官僚体系的对抗。这种对抗将嘉靖皇帝时期便萌发的君臣冲突扩大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明代的党争此时也达到高潮。虽然万历皇帝是不得已才对大臣的奏疏采取留中不发的消极态度，但他也没有尽到一国之君的责任。并不是所有大臣都“卖直”、“枯名钓誉”，他们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上奏的事情也并不全是夸大了的。
从万历中后期可以看出，留中的奏疏大量出现以后，明朝的中枢运转机制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使大量士大夫失去了对自己和国家价值观的认同，导致大批人“求去”、“乞归”，人才流失严重，人心离失。同时，这个时期也是明代党争的孕育期和鼎盛期，最初的东林党人主要就是这些被罢除的废吏，他们在“国本之争”中积聚起力量，“身去而名益高”。他们与朝中的正直之臣遥相应和，抨击时弊，成为政治反对派。齐、楚、浙等党则与他们相对。明帝国官僚体系的党争由此而起，为明帝国的灭亡埋下了一个伏笔。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万历皇帝的“怠政”确实是明朝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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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到底，明朝高度发达的官僚体系，自然会产生一些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小集团，其中一些甚至会拥有与皇权对抗的力量。因此，皇权需要一个力量来制衡，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皇帝会宠信王族、外戚和宦官的原因。但王族、外戚容易与官僚集团合流，往往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且宦官作为单个的群体，也并不能真正对抗官僚体系。因此这个问题直到满清入主中原才最终得到解决。爱新觉罗家族依靠满洲军事贵族作为基本盘，拥有足够的力量对官僚体系进行杀伐决断。因此，清代的皇权高度集中，再也没有出现类似万历皇帝面对官僚体系时束手无策的窘迫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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