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政治势力，防范权臣和朋党的难度更大。因为皇帝行政，离得开家人、亲戚和太监，却离不开大臣。乾隆年间，全国约有两万名文官，七万名武官。管理和操纵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是绝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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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亲自坐到皇帝宝座上，你才会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男人为了这个位置不惜一切。坐在世界之巅的感觉是语言无法形容的，那几乎就是成为上帝的感觉。从父亲咽气的那一刻起，乾隆就发觉周围所有官员面对他时的神情都变了。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似乎他的脸上散发出特殊的光辉，让他们睁不开眼睛。他明白这是因为从那一刻起，他手里握住了他们的一切：从官爵荣辱到身家性命。他成了他们的“主子”，他和他们的关系，就是主人和狗的关系。
乾隆没有头晕眼花。他深知，这些官员绝对不像狗那样忠诚和简单。这些在宦海惊涛中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成功者，个个身怀绝技。在他们驯顺的外表下，掩藏着无穷无尽的野心、欲望和算计。这些人既是他的政治工具，又是他的政治天敌。历代王朝最大的敌人，不是起义者，不是异族，不是灾荒，而是官僚集团。中国历史上寿命较长的大王朝，几乎无一例外地丧命于这些衣冠楚楚、举止高雅的人之手。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奏报，为修理太庙里面的“庆成灯”，申请领银三百两，并二百串钱。区区几百两银子，对于费用浩繁的皇家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并且，这件小事夹杂在工部上报的几十件大事当中，谁也想不到会被皇帝注意。孰料乾隆精力过人，虽然每天要阅读上万字的奏折，从头到尾却不会忽略一字。看到这个数字，皇帝感觉这笔钱用于“粘补”灯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似有弊端，遂朱批询问，此灯不过是小小粘补修理，怎至于用银如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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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勾结内务府，在皇家工程中滥支滥报，已经成了习惯。多支个百十两银子，工部自己都没有当回事。工部官员不知年轻皇帝的厉害，只含糊其词地回奏说这是预支银，将来按实用金额再行报销，余下的银两自会交回。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皇帝日理万机，此刻支吾过去，第二天皇帝就会忘了。岂料乾隆登基以来，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骗，他说“万几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将百出”，更何况工部欺骗得如此明目张胆。他下旨说，凡有工程，都是先估后领，并不交还，查遍工部档案，历来也没有交还余钱的记录。“该堂官等竟以朕为不谙事务，任意饰词蒙混，甚属乖谬。”
一番话说得工部官员哑口无言，就为太庙一灯几百两银子的小事，乾隆小题大做，杀一儆百，整个工部衙门全堂都被降罪。尚书来保、赵殿最，侍郎阿克敦、韩光基等或遭降级，或被调用，最轻的也受到罚俸处理。此事一出，满朝大臣都震悚一时，对年轻皇帝刮目相看。(《清高宗实录》)
乾隆登基不久，因为他人举报，以“因循不振，不求进取”的罪名罢黜了一名叫魏廷珍的大臣。这事过去几年之后，皇帝因事召见大理寺卿陶正靖，谈完正事，又问他最近朝政有没有什么不当之处，陶正靖就以一副仗义执言的表情说，几年前被罢黜的魏廷珍其实为人清正，没有大过，丢官罢职，处理不当。陶氏所举数条理由都十分光明正大，皇帝当即首肯，表扬了陶正靖的直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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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过头来，皇帝就开始琢磨陶正靖的动机是否像他表现出的那么纯正。他开始暗暗调查陶正靖与魏廷珍是不是科举同年，或者同乡。一番摸底，皇帝发现魏廷珍与礼部尚书任兰枝同年(同一年考中进士)，而陶正靖正是任兰枝的门生。皇帝由此认定，一定是任兰枝为了袒护同年，指使门生代为奏请。于是任兰枝被革职，陶正靖被降级。(《清史稿•魏廷珍、任兰枝传》)。
一旦心存警惕，官僚们欺骗的种种伎俩，就逃不过乾隆的法眼。有一次在阅读一份奏折时，一个大臣奏道，他发现了地方上的一件坏事，要报告皇上：“正在缮疏间，据两司道府揭报前来，与臣所访无异。”也就是说，正在写报告，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汇报了此事，与他所了解的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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