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直，明朝徽州歙县柘林人，又名王直、汪五峰，号五峰船主。在传统史家眼里他是十足的大倭寇。
汪直姓汪还是姓王历有争论。这里搁置不议，汪直所在的家乡人穷地薄无以聊生，经商遂为一条主要生计。汪直先做盐商，跟同伴说：“中国法度森严，动輒触禁。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倘佯乎，何沾沾一撮土也。”遂于嘉靖十九年(1540)南下广东下海贸易，贸易对象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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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现代的角度这叫国际贸易;站在明朝的角度这叫非法走私，奸商倭寇。第一，商贾在古代属于贱民贱业。第二，朱元璋立国后担心流亡海外的原方国珍、张士诚旧部反攻大陆，“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外国商人擅自进入以盗论处，中国人外出则当众刺穿双耳，再犯立即处死。
在严禁民间海外贸易的同时，中日官方之间实行着朝贡贸易，礼部给前来朝贡的藩属国发放“勘合凭证”，史称“勘合贸易”。这种贸易缺陷很多。一是只能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港展开;二是政府对于朝贡贸易的次数、船数、人数限制较多，双方冲突不断;三是日本时有内乱，勘合贸易经常中断;四是嘉靖二年(1523)发生恶性争贡事件，两个日本朝贡使团血拼，宁波几被屠城，政府一气之下于嘉靖六年(1527)关闭了宁波市舶司。这一切导致民间走私贸易越来越红火。
汪直这个时候下海，也算赶上时候了。
嘉靖三十年(1551)，汪直的私人贸易武装成为中国沿海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拥有兵众20余万人及载重120吨以上巨舰百余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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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规模，堪与后世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俩的海上郑氏王国相媲美。这期间，汪直不断地向政府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期求做一个合法的商人。朝廷不仅未答应，反而派总兵俞大猷围歼，汪直退至日本。此后，汪直开始报复明王朝，沿海抢掠，明政府竟抵挡不住。后来，汪直再次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明政府难以在军事上战胜汪直，就采取了诱降策略。浙江总督胡宗宪将汪直的母亲及妻儿作为人质，汪直引颈受降。政府翻脸不认人，对其先囚后斩。
明人朱九德在《倭变事略》里对汪直评价曰：“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寇，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直到今天，主流舆论还是这么一个口径。清人张廷玉修《明史》却说汪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明书王直传》说汪直在民间“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明朝平倭将领朱纨发现“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至于“杭州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总之，官方与民间、主流与边缘对汪直的评价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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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在对待这个历史问题时，更是有失轻率和武断，把中日民间私下贸易的海盗一律称作“倭寇”。其实，他们就是走个私，违背明朝落后偏执的海禁政策而已，上升不到民族感情民族大义等层面。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直到今天，中国一些史学家还在遗憾：如果中国政府能以英国政府为榜样，那么中国的海军早就有了，落后挨打的历史也将不会出现了。可能是基于这种遗憾，近来史学界有一种观点就是肯定倭寇的，认为倭寇带来了当时东南沿海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东南沿海的通商，拓宽了沿海居民的生存空间，从历史进步的角度对倭寇作了肯定性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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