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王朝交替之际，总不缺少忠诚于旧王朝的人。比如，武王伐纣，灭了殷商。殷商贤臣箕子率众遗民东渡朝鲜，不仕周王朝。
所谓遗民，虽概念并不确定，但起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身处新旧王朝交替之际，不参与新朝科举，也不出仕当官;其次，具有较强烈的遗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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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交，明朝遗民以“不仕二姓”之态，在新朝选择了体制外的苟且生活，并寻机反清复明。理想总是需要有现实的支撑，如何活下去的生计问题似乎要比恢复明朝大统更为迫切。
在旧王朝时代，士人可以通过科举应试，出任官职，但“不仕二姓”的姿态让他们不得不放弃这条传统的生计道路。正如顾炎武所言：大难初平、宜反己自治，以为善后之计。
从实际选择来看，明朝遗民多选择了一下五种生计之路。
教书先生。读书人可以凭借知识谋生，也能受到尊敬，所以明朝遗民当教书先生的人有很多。教书先生分为三种：家塾、私塾、义塾先生。家塾就是到学生家里教书;私塾就是自己租个院子或借用他房教书;义塾是富商显贵或政府、家族倡议出资兴办的免费学堂。
从收入上看。乡村教书先生年入不到二两白银，只能买米二石，收入极少。不过，除了银两支付外，也有用食物支付薪酬的。每逢节日之时，还能得到补贴。在现实中，教书先生要常年在外教书，家人也常有断粮的危险，比如滇南遗民孔之裔虽为教书先生，却“四壁萧然”。北方的教书先生可能情况会更糟糕，甚至有家无长物的人拎着袋子向亲友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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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自给。中国以农业立国，士子若不科举当官，最理想最常态的生活方式就是“耕读传家”。自然，遗民中选择耕作的人不乏其人。遗民大儒孙奇逢便在明亡后率弟子躬耕自给，四方访问学者。
清初生产力低下，靠耕种能勉强生活已经不易。若是遭遇荒年，力耕食貧在所难免。通过耕作投资获得利润的过程也极为缓慢，与工商业根本无法相比。
官府幕僚。不同于直接入仕清廷，但幕主毕竟还是清廷官员，所以难免遭到讥讽。在顺治年间，遗民思想厚重，很多人不愿选择这条路。到了康熙时期却风气大有不同。选择担任幕僚的遗民也多了起来，而且在通过针砭时弊对清廷进行鞭挞改造，也不放弃汉人王朝的恢复，比如三藩大乱时，亦有不少幕僚前去支援三藩汉人权贵。这些人收入也颇多，通常是教书先生的数十倍，甚至百倍。
写字卖画。诗文书画原本就是士人擅长的事情，也是许多遗民的生计选择。写字卖画也仅能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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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壶济世。古代没有专门的医学院，读书人通常就充任了医生一职。
写字卖画、悬壶济世的遗民人数不如前三者多，此外还有其他生计方式，但都未成大然之势。
总之，明遗民虽以“治生”为“本事”、“分内事”，但其“治生”观念终不出儒家传统规范。当着明清易代，汉族文化面临中断之虞，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言人，明遗民不汲汲以“生计”为考量，而是毅然肩苛起传承中华文化命脉的“道统担子”，其精神价值不可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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