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墨客所倚赖者，文字也。为他人写序作传，当然要收取润笔之资，写墓志铭，一般用不着自己开口，主家也要及时奉上，为的是能多收获些美言。
韩愈是文章高手，很多人找他写墓志铭，他的“谀墓”收入很丰厚。韩愈写了一篇《平淮西碑》，唐宪宗将这文章的一块石刻赏赐给韩弘，他将功劳记在大将韩弘身上，对李愬轻描淡写。韩弘自然大喜过望，当即拿出500匹绢相赠。据考证，那时一匹绢值200文，一斗大米值13文，韩弘给韩愈的“润笔”费大致相当于7690斗米。当时的一斗米折合现在的重量约为13斤，现在买13斤普通大米大约需要26元。
明代曹臣的《舌华录·讥语》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大概是说有人借了韩吏部的银子，却并不还他，并称他的这许多钱财为“谀墓中人得耳”。因此，理直气壮地不仅不还，还认为自己拿了钱财还是应该的。言外之意，还嫌拿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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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司马光曾在《颜乐亭颂》一文指出，韩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韩愈受金为人撰写碑文之事，稍后的刘禹锡在韩愈去世后纪念他的《祭韩吏部文》中，透露了韩愈的润笔收入：“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公鼎侯牌，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所谓一字千金，不过如此。
唐朝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 富贵人物或者寺庙的墓志、碑文，不仅要求名家文字，还要求名家书法。当时，收入最巨的可谓唐朝的文人李邕，曾任户部员外郎、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精于翰墨，行草之名尤著，在碑文市场上春风得意、呼风唤雨，风光无限。一生穷困潦倒的诗人杜甫有一首《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写道：“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所谓罽，乃细密毛织物，与锦常并称，一张价值几万。在杜甫的描写中，李邕的润笔顾客盈门，商品式的碑文挂满四壁，金银财宝、珍品奇物等润笔物满屋。
白居易跟元稹结交数十年，情逾骨肉。但是，元稹去世之后，其家人请白居易撰写墓志铭。写好之后，元稹家要馈赠白居易奴仆、车马、绫罗绸缎以及银制马鞍、玉带等物，价值六七十万钱。白居易极力拒绝，但元稹家人几次三番给他送去。不得已，白居易只好接受下来，然后再转赠给了一座寺庙。
唐文宗时，撰写墓志铭一度成了长安文人的一个职业，同行之间还存在激烈竞争，每有大官去世，其门前必定挤满争写墓志铭的家伙，吵吵嚷嚷跟赶集似的，为了及时获取情报，他们还在棺材铺注了册(录名于凶肆)，一有人去世，棺材铺就赶紧通知他们，以便早先一步抢到墓志铭的撰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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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经济收入的来源之一是润笔费。由于袁枚名声在外，时常有富户为一篇墓志铭而送千金者。除了写墓志铭外，帮人题跋作序也是袁枚的生财之道。扬州有安姓的巨富，刻了一部书，以两千金的价格请袁枚题跋。《清史稿·袁枚传》载，袁枚所著《随园集》有三十余种，上自公卿王侯，下至市井小贩，皆知其名，甚至海外也有慕名来求其书者。高丽使臣团来中国时，偶尔读到袁枚的诗集，无不为之倾倒，便购买了数十部回国赠人。此后高丽来中国以高价购买袁枚书集者络绎不绝，袁枚的书一时洛阳纸贵。
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的时候，一次因为兴建近代事业缺钱，就打起了润笔的主意。有个富豪的父亲生前名声极差，为了粉饰父亲的生平，更为了“漂白”父亲的恶行，他就迫切想让张之洞出面为父亲写个墓志铭。有个最高父母官的肯定，谁还敢说父亲的坏话?张之洞还真写了。不过，张之洞按照一个字一千两的价格向富豪狠狠敲了一笔润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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