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中。也是一位匆匆过客、转眼即逝。宋初的统治者励精图治，对政治、经济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改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调动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经济增长，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交子的广泛使用，为宋朝工商业的繁荣、经济和文化的超常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动力。经济基础的坚实推动上层建筑的发展，带动了宋代文化事业的超常发展，宋代的文学艺术盛况空前，宋词更是独具魅力、独领风骚。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支优秀的文学家队伍异军突起，这支队伍以唐宋八大家的优秀代表为首，他们不仅文采出众，而且个个精通会计，善于理财，这是宋代文豪与其他历代文人不同的地方，在历史上留下了优美、动人、奇特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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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中国宋代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进士第四名及第。王安石担任官吏后，力主变法革新，深得宋神宗和封建士大夫的信任。熙宁二年，他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升任宰相，从此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改革。王安石认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只有发展生产、节约支出，才能做好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才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在实施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当务之急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在发展经济和促进农业生产方面，实施了《均输法》，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建立了《市易法》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行为，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实行了《青苗法》，使广大农民能够“赴时趋事”，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采用了《农田水利法》使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良田，增加了农民收入。
通过王安石的变法图强措施的实施，宋朝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景象，正当王安石的改革措施初见成效、逐渐走向成功之时，他的经济改革也开始面临厄运。由于变法触及了当时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开始施加压力，最后变法不得不停止，王安石也不得不辞去宰相职务，闲居江宁府。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学素养和政治才能出类拔萃，而其理财的理念和能力与文学水平和政治才能相比，更是毫不逊色。
曾巩(公元1019-1083年)，字子固，南丰(今江西)人。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中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散文家。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考中进士，任召编校史馆书籍，官至中书舍人。曾巩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以散文见长，也能诗。《宋史 曾巩传》评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而自成一家”。曾巩不仅文采出众，对会计也是非常精通的，他曾写《经费议》一文，论述了量人为出、开源节流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和重要性，宋神宗看后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曾巩把节用作为理财之要，目前谈论财政者，都未注意到这个问题”。(中国史籍精华译丛，黄河出版社等四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2页)曾巩认为“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易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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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在议论经费时，不是空洞地进行说教，而是采用了因素分析法，对景德、皇佑和治平三朝费用开支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佑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佑、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万亿以上。景德官一万余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有余，其总三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佑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十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于景德，校之费亦一倍于景德。”曾巩作为一个文学家，其在会计上的造诣也很不一般。(《文献通考》卷二十四，《国用二》，曾巩：《议经费》)
苏轼(公元1037—1101年)，中国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苏辙同中进士，苏轼文采深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苏轼一生虽经历坎坷、屡次遭贬，仍能挥亳泼墨、潇洒自如。文学造诣很深，诗、词、散文、书画等无一不精，脍炙人口之作甚多，在此不再列举。苏轼曾著《省费用》一文，其主旨大意与曾巩的《经费议》大致相同。苏轼认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凡“计”均应以费用为中心，费有计，则国安。如能节天下无益之费，使国有储备，则无大患难。苏轼通过理论分析阐述了节约费用开支对国家的好处和意义。在苏轼为官的生涯中，他都能以会计的思维和理财的方法为当地的百姓增加财源。提高生活水平，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为当地百姓做实事、做好事，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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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公元1039—1112年)，中国北宋散文家。字子由，自号颍滨遗老。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进士。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执掌朝政。晚年隐居著述，与其父苏洵、其兄苏轼合称三苏，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列。元佑初年，苏辙与户部尚书李常等人主编了《元佑会计录》三十卷，并为该书作序。苏辙认为：凡节冗官，精士卒，克众用，便国富有余。若冗员充积，国用奢侈，积糜耗多，便会导致财匮不给。《宋文鉴》卷八十七记载：其在《上皇帝书》中以‘去冗’为主题，发表了自己关于节约费用支出的看法。他认为：害财者三，一日冗吏，二日冗兵，三日冗费。而要做好会计核算工作，做到节约支出，就必须“以简自处，而以繁寄人。以简自处，则心不可乱。心不可乱，则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则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则毫末不遗，而情伪必见。”也就是说，在会计工作中，手续、程序要简便易行，账簿设置要少而精，冗员冗费减少了，才能节约支出，使机构运行合理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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