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之子，英国托利党政治家。1801年继小威廉·皮特为首相(兼财政大臣)。次年与拿破仑法国缔结《亚眠和约》，因此而受到攻击。1804年其首相职位为小皮特所接替。翌年重新入阁，任枢密院院长。1812～1821年任内政大臣，任内停业执行人身保护法(1817)，镇压群众运动，并一手制造了彼得卢广场血案(1819)。

　　阿丁顿的父亲是安东尼·阿丁顿医生。他在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晚年曾经为他看过病，并且因为坚信葡萄酒是医治痛风病的特效药而出名。他也向患有同样病的小皮特推荐了这种疗法，但是效果不很理想。这位以上的儿子亨利于1751年5月30日出生在伦敦，先后在温切斯特中学和牛津大学布雷斯诺斯学院读书，毕业后在伦敦当律师，知道在议会迅速上升的小皮特说服他投身政界。

　　阿丁顿1784年成为德维瑟斯选区的议员，当时他的朋友小威廉·皮特已经是首相。看来，阿丁顿正是这位新首相所需要的可信赖的同志。他可能不是杰出的演说家;的确是这样，当小皮特把他推到前台辅助议会答辩时，他把这项工作弄得一团糟。但是，他是一些委员会的勤勤恳恳的成员，总是忙着在议会中争取新的朋友;他也是研究议会程序的学者，人们公认他的见解即使不够深刻也是很有道理的。总之，他正是适于担任下院议长的人选。他在1789年真的当上了议长，小皮特之所以选择他担任此职，是因为看来他不会利用议长的职位作为晋升的踏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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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选择是得人心的，议长也是出色的。他的缺点是傲慢自大，讲话单调乏味和完全没有幽默感。他在谈论玉米短缺问题时向下院议员大讲了一通糠的益处，并慷慨激昂地谈起了“热量的减少，水分的溶解力合胃的碾磨作用。”毫无疑问，他对这些讲话的引起的抑制不住的笑声感到奇怪。在这类情况下，议员们很可能想起了阿丁顿的出身------“查塔姆勋爵的私人医生的儿子，事实上是查塔姆家的随从。” 然而，他担任议长12年之久;在这期间，在这期间，他常常同首相私下交谈，同他一起进餐，品尝它的葡萄酒。

　　1801年，小皮特下了决心，如果国王不同意以解放天主教徒为部分代价换取同爱尔兰的议会联盟，他只好另找一位新首相了。国王请求阿丁顿使小皮特看到“提出这个问题的危险。”小皮特不肯退让，于是国王让这位议长组织一个政府。

　　阿丁顿要求国王物色一个更适合的人选。但是乔治三世不久前刚刚到乡下去看望过阿丁顿，视察了这位议长统率的一个义勇军骑兵部队，因而断定他正是能领导这个国家的人选，小皮特叶持完全相同的看法：其他任何人都是不能接受的。他保证“坚持不懈地”支持阿丁顿的政府。国王说：“阿丁顿，你拯救了我的国家!”他把里士满公园的一所房子给了这位新首相，并从自己的牧场选出七头牛送给他 。

　　阿丁顿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同法国媾和。这件事他办的相当不错，尽管他签订割让马耳他的协定遭到了猛烈的批评。(但是，事实证明，英国并没有退出马耳他，因此使拿破仑得到了抗议的借口。)

　　然而，阿丁顿必须同自己的一些弱点作斗争。他不善于演说，因此议员们不久就开始怀念一年前刚刚使他们厌倦的小皮特的口才。不能否认，他是个置身于趋炎附势时代和贵族居于支配地位的议会中的中产阶级。最后，他不能再指望小皮特的追随者们不攻击他。小皮特的年轻门徒中最杰出的人物乔治·坎宁首先不断地批评和嘲笑了阿丁顿这个医生的儿子，称他是“寄人篱下的医生，”说他住在“梅迪奇的别墅里

　　阿丁顿试图说服小皮特回到政府中来，但是没有成功。小皮特只肯作为首相回来。阿丁顿派小皮特的朋友梅尔维尔去探听小皮特的想法。他带回来的消息说：”必须有一个公认的，在内阁中居支配地位、而且深得国王信任的名符其实的大臣，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角逐或分权现象。权利必须掌握在称为首相的人手里。“这样，在1803年，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那个人阐述了设立首相一职的必要性，于是首相的权利和职责确定下来。

　　在和平尚能维持时，情况还不错。阿丁顿在他的预算中把小皮特实行的”大胆专横的“所得税减了一半，公众对这项措施相当满意。但是，一向靠不住的和平在拿破仑出兵瑞士时遭到破坏。不久就清楚了，同阿瑟·尼维尔·张伯伦在1940年时一样，阿丁顿不能提供国民所需要的鼓舞和领导。他在宣战那天发表的演说比往常更加软弱无力，而且对他来说倒霉的是，小皮特的演说十分出色，以至于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说：”如果德摩斯梯尼在场，他也会赞叹不已。'格里维认为，公众对大臣们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因为他们“作为普通人都是最软弱，最低下的，更不要说是作为大臣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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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小皮特和福克斯的联合进攻，政府无法持久。这届政府于1804年5月10日垮台，小皮特重现掌权了。阿丁顿成了西德默斯子爵，以后还有30年的政治生活。他没有多久的时间来发泄对小皮特的不满---他认为，小皮特留给了他一共过分沉重的负担。因为1806年1月小皮特去世了。阿丁顿在威廉·温德姆·格伦维尔的“贤良内阁”中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掌玺大臣，在斯宾塞·珀西瓦尔手下当过枢密大臣，最后在利物浦勋爵政府中担任了10年的内政大臣。到1820年乔治四世继位时，他已经在六届政府中任职近三十年。坎宁说：“他像天花一样，每个人一生都必定遇上一次。”

　　他在内政部的时期，发生了成为加图结阴谋的惊人事件，阴谋集团企图借进餐只机谋害全体内阁成员。阴谋者不够熟练，但他们的举动自然会造成极大的惊恐。 在内政部，阿丁顿得到了新的令人不快的名声。那是发生骚乱和失业的日子，人们对于法国革命的恐怖任然记忆犹新，所有守法的人都惶惶不安。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大臣们都很紧张。另一方面，人们自然认为，对付卢德运动的暴民的措施，彼得卢惨案、中止人身保护法的决定、新闻检查和称为六法案的措施都出自负责国内秩序的内政部。其结果是，阿丁顿和他的同时卡斯尔雷子爵一起被列入激进派的仇敌名单：两只寻找猎物的秃鹫，两只毒蝎藏身于一块白石头。他肯定认为这幅画像不够公正。他并非有意和任何人造成痛苦。他大概没有想到自己是个反动分子。

　　他在85岁去世时是一位忠厚、和善的老绅士。偶尔写一些无害的诗歌，常常谈论他所熟悉的名人。他结过两次婚;1791年娶的第一个妻子厄休拉·玛丽·哈德蒙给他生了六个孩子;他在60岁时娶的第二个妻子玛丽·安·唐森带给他一笔很可观的财产。现在，如果还有人记得他。那是因为有这样嘲笑他的诗句：以小皮特比之阿丁顿，犹如以伦敦比帕丁顿(帕丁顿是伦敦西部一个只有14万人的小区)，这是命运残酷的嘲弄，他使一位最普通的首相同一位伟大的首相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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