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
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
直言敢谏的汲黯曾批评汉武帝：皇上杀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宽恕，这样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会被杀光。汉武帝不为所动，漠然一笑：何世无才，只是人主没有识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够辨明人才，何必担心天下无才?(上招
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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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就是这样一位视人才如草芥的汉武帝，一方面又极端地爱才、惜才。
封建专制体制下，人才使用有两大陋习：一是任人唯亲，只用
刘彻自己熟悉亲信的人;二是论资排辈，必须按“三十九级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不能“乱”了规矩。而汉武帝一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主父偃持不同政见，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为有能力，卫青家奴出身，汉
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仅如此，汉武帝甚至摈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将庄严的朝堂变成一个充满温情和快乐的休息室，君臣之间宛如玩伴;同时，他不以狎亵而丧失原则，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
他初读《子虚赋》，即大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汉武帝千古无二。秦始皇、汉高祖视文人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终究雅量阙如。
汉武帝备受误解和争议的，就是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褒有贬，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对他的文治大加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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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
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绝口不提汉武帝的武功，表明对汉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
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但在晚年，刘彻却因巫蛊之祸滥杀大臣王子，引得后世非议。相较于一生从未滥杀一位大臣的秦始皇，这无疑是刘彻的不及。
建国之初，朝廷愁钱少，现在则是愁钱多，因为“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
而不可校”。以前马匹奇缺，连开国皇帝刘邦的马车都找不到颜色相同的四匹马来拉，开国功臣们只能降低标准坐笨重牛车，现在则是“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血气方刚的刘彻见汉朝家底不一般的厚实，便改变了对匈奴谦卑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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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开始直起腰来和其大打出手。武帝下定决心，四十年如一日，耗费钱粮战马无数，以几乎一夜回到解放前的代价，终于成功的把不可一世的匈奴赶到鸟不拉屎的漠北去了。
颁布轮台罪已诏，是汉武帝统治政策的重大变化。它表明汉武帝已决心不再主动对匈奴用兵，而要注重发展农业，提倡农耕以恢复生产。为实现这一政策，汉武帝不但下令不复出军，而且还在征和四年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
养民也。同时，还任命赵过为搜粟校尉，推广代田法，并下诏重申：当今之务，在于力农。
汉武帝一生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巩固统一的西汉帝国，奠定了中华民族辽阔疆域的基础。但与此同时，在他统治期间，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按司马光的评价，其
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而西汉王朝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同汉武帝晚而改过，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汉武帝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推行其与民休息的政策，便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去世了。其后继者昭帝和宣帝坚持执行武帝晚年制定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因而在西汉中期出现了被后世称颂的昭宣中兴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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