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办过很多文字狱，多是无中生有、小题大做。但是瞎猫有时也能碰到死耗子，乾隆通过大撒文字之网，居然还真侦破过一起货真价实的大案子。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山东某村的几个人携带“经书”到临颍(今属河南漯河)县一带传播八卦教，被地方差役查获。地方官随即展开调查，又在临颍县一个八卦教教徒家中搜得一部《训书》，内容荒诞不经。河南巡抚审查数遍，也没看出书中有什么“悖逆情事”，便将“经书”上呈御览。
乾隆在这方面是个极为精细的人，“经书”报上来后，他细细阅读一遍，“敏锐”地发现了问题：书中有一字经过了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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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书中有“平明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的句子，而“平明”的“明”中左边的“日”字有补改的痕迹，仔细研究其笔法，应该是“胡”字改成的“明”字。而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满人就是汉人口中的“胡人”，比较忌讳“胡”字，所以这本书明显是大逆不道。
乾隆平时深文周纳，鸡蛋里挑骨头，这一次，他却真 抓到了一点儿真东西。他把自己的发现下发给地方官员，地方官员赶忙又搜查获了其他经书，证明乾隆的推测正确——原文确实是“胡”字。也就是说，这些经书的字句中确实含有反清思想。这就坚定了乾隆把这起文字狱查到底的决心。
严查之下，他查到了八卦教的神秘内幕。早在康熙初年，一个叫刘佐臣的人在山东创立了八卦教。教主刘佐臣被教徒尊为“太阳神”，号“圣帝老爷”，徒众每次进餐之前都要向“圣帝老爷”献饭，每日磕头三次，每年上供五次……这个教派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敛钱系统，各地“卦长”像地主收租一样，定期向教徒收取费用，并将所敛钱财送到刘家。刘家由此兴旺发达。到刘佐臣的儿子当教主时，他已经不再满足当教主了，竟然捐了个知县……
到乾隆侦破此案、对刘家抄家之时，共查获白银12427两、黄金二两五钱，还有田庄数处、地数十顷。而刘家的教主之职传承五代，蔓延数省，教徒众多，组织严密，犹如一个王朝。在掌握巨大资源的基础上，他们产生野心，要“火焚幽燕”“平胡”也是自然的事。当然，还没有等他们真正有所动作，就被乾隆发现了，乾隆“如梳如篦”的文字密网终于大显功效，而这件事更鼓励乾隆对这类文字狱不能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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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求全的个性让乾隆不仅对一般的文字狱，对明显是精神异常人士相关的案件也一律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疯。为了给自己的残忍找借口，乾隆解释自己的动机说：这些疯子既然能说出这些疯话，那么他们在不疯的时候必然也是不安分之人，所以发疯时才暴露了其内心的罪恶，因此自己杀掉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妥。这是成语“诛心之论”的最好注解。
乾隆三十六年，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刘三元自称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将这些话写在纸上，结果被官府查获。据其亲属和乡邻招供，刘三元一向患有疯病。经过反复研讯，湖北巡抚等人认为刘三元的疯疯癫癫确实不是假装的，但“恭逢圣世”，刘三元竟敢“肆行狂吠”，实在是大逆不道，便奏请乾隆依照大逆之罪，判处刘三元凌迟处死。乾隆当然准奏了。
同年八月，又有一个精神病患者王宗训书写“我有天神扶助”“可为天下之主”等话，结果被查获。当地官员查实，王宗训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但审理案件的广西巡抚等人仍以王宗训胆敢妄造逆词、不法已极的罪名奏请乾隆凌迟处死王宗训、连坐其亲属。
如果说，通过文字狱来侦查邪教的线索还情有可原，那么以上这些与宗教、起义无关的案件，乾隆仍然不放过，这就很过分了。过度防御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乾隆不为人知的政治逻辑：这是一种低成本的、省事而高效的处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个别心怀不轨者装疯卖傻、逃过法网;同时，还可以制造恐怖、恫吓“愚民”，杀鸡儆猴，使那些没有精神疾病的人也越发不敢反对自己的统治。因此他才会命人将那些无辜的精神病患者当众凌迟。至于底层民众的几条性命，在乾隆的“政治大局”中是不值一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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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喜欢办文字狱，出自他对社会大动荡的恐惧心理。面对清朝由盛而衰时期的诸多社会问题，他偏执地选择了“高压控制”这一条对策。但一味迷信通过文字狱来打压和控制民众当然不是正途，乾隆也最终受到了惩罚：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击民间宗教的过程中，白莲教起义的怒潮差一点儿掀翻了他的统治;到嘉庆年间，正是八卦教的信徒们发动了起义，攻进了紫禁城，甚至爬上了养心门(在养心殿南面，为清代中后期皇帝寝宫院落的正门)的墙头;而在乾隆故去52年后，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一次沉重地打击了大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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