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北南两宋的结局都很悲催，因此人们普遍都认为，两宋的结局皆由宋朝的积贫积弱所致，因而，都几乎忘记了大宋王朝还有繁盛时期。其实，两宋的结局不能简单的归纳为积贫积弱所致，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促成的。殊不知，大宋王朝的繁盛时期是超过大唐王朝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期的。这一时期的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静， 士农乐业，文武忠良，被誉为“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这时的宋朝达到了中国王朝社会经济文化的顶峰。宋仁宋赵祯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二年，在他统治的最后八年，被称为“嘉祐之治”，而史家把宋仁宗的整个时期称为“仁宗盛治”。和强汉盛唐相比，这个开明治世留下了宋仁宗自己独特的印记。因为“仁宗盛治”历时四十二年，故影响超过了“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仁宗皇帝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历代历史学家及政治家的称赞。

　　宋仁宗即位后的前十年时间是刘娥太后垂帘听政时期。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赵祯从真宗手里接班时，宋朝在王钦若、丁谓等几个奸佞大臣的把持下，到处充斥着假造的祥瑞和迷信的氛围。赵祯当时只有十三岁，真宗遗诏由刘太后“权处分军国事”。十年来母子二人励精图治，既有斗争，又有合作，使政局、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得到复苏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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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仁宗重视人才的培养选拔，他封孔子后人为衍圣公，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朝廷一度贤相诸多，君子满堂。譬如：王曾、晏殊、鲁宗道、范仲淹、包拯、富弼、狄青、欧阳修、王安石，还有被仁宗朝简拔或科举入仕的“三苏”、沈括、米芾等，都是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和读书人的楷模。

　　国家的繁荣，离不开是文化的开放与繁荣。仁宗朝的文化是开放的，“唐宋八大家”中除去唐朝的韩、柳两人，其他六人都活跃在宋仁宗时期。宋词，在晏殊、柳永、范仲淹、苏轼等一大批词人的推动下，发扬光大，打造了宋词在中国文学史的翘楚地位。而说书、小说、杂剧等文学形式也得到了萌芽和发展。最关键的，是没有搞文化方面的“文字狱”。

　　科技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中国的四大发明在仁宗朝有三个得到了应用，并转化为生产力。火药的发明，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发挥了作用;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使宋朝拥有当时世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毕升的活字印刷术问世后，使宋代大量的典籍得以保留;还有王惟一发明的针炙铜人，完善了中医针炙体系;朝廷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官交子”，这对于世界经济和金融史的贡献不可低估。

　　哲学领域，流派纷呈，为现代中华国学打下的坚实基础。二程提出的“天理”命题，为沉闷的哲学界吹来了一阵清风，同时也为赵宋为何受周禅，以及建立封建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持。王安石提出了实学理论，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为他后来的变法，提供了理论指导并储备了干部队伍。

　　在古代，人口户数是衡量国家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苏东坡曾说：“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 《资治通鉴》、《新唐书》中都明确记载，唐朝最盛时人口数还不如汉朝盛时，并由此得出结论，唐朝之治不如汉朝“唐之治不能过两汉”。由此推论，汉唐又怎能和宋朝相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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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真宗赵恒末年(公元1021年)，户数为八百六十七万户，男丁一千九百九十三万口。宋仁宗赵祯末年(公元1063年)，增加到一千二百四十六万户，男丁二千六百四十二万口。仁宗时期人口增长了三百七十九万户，六百四十九万口男丁。而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相对寒酸了。宋仁宗时期增长的三百七十九万户，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仁宗之盛，可以想见。

　　“贞观之治”时期全国人口只有三百多万户，“开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万(开元二十年全国民户数为七百八十万户)。而“仁宗盛治”达到了一千二百多万户。因此，包拯得出的结论是：“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称宋朝“太平之极也!”大文学家曾巩自豪的说：“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再来看看税收。北宋叶水心在《应诏条奏 财总论》说：“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一再倍就是四倍。南宋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道：“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宋太宗时，一年税收货币岁入数是唐朝最多货币岁入时的两倍，到宋仁宗时已是的四倍以上了。

　　其实，唐朝极盛时最高的货币岁入只有二百万缗。而仁宗庆历年间，最高时货币收入达到四千四百万缗。两者相差多少倍呢?“仁宗盛治”时，最高的商税是两千二百万缗。仅商税货币收入就是“开元盛世”的全部货币收入十倍以上。唐朝前期每年货币岁入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商业不发达，大部分税收来自农业，以实物税赋为主。

　　所以曾巩说：“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余。皇祐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可以断定，无论怎么比，“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的税收数额加起来也不如“仁宗盛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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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仁宗赵祯亲政三十多年，真正实现了有别于强汉盛唐，而又无以伦比的“仁宗时代”。当时，北宋实行的是：“藏富于州县，培护本根。”的政策，尤其仁宗时期，税赋相当轻。宋人崔伯易在《感山赋》中曾说：“以皇祐之版书，较景德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馀顷，反减赋七十一万馀斛。”就是说宋仁宗时期的田地开垦程度较宋真宗时期比大大增加了，而田税收的却减少了。仁宗时期庞大的国家财富来自于商税，除农村、农业、农民外，更来自于城市、商业、商人。太宗时期，宋朝一年的商税收入约四百万贯;真宗景德年间，商税也不过四百五十万贯;而仁宗庆历时，商税增加竟猛增到两千二百多万贯。由此可见，仁宗时期商业的巨大发展与繁荣程度，正是在仁宗以后，宋朝已经摆脱农业社会，进入了商业社会。所以，有美国学者在《东亚：传统与变迁》中感慨：“事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

　　宋人陈师锡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令人遗憾的是，“仁宗盛治”的历史经验并没引起后人的高度重视，反而把宋朝定格为积贫积弱，从而忽视了“仁宗盛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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