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每天要吃四个茶叶蛋，一直以来，光绪都以为茶叶蛋是很昂贵的奢侈品，外面的老百姓是吃不起的，因为内务府御膳房开出的茶叶蛋价钱是每个“三十四两银”，绝对可以吓尿老百姓。有一日，光绪帝手拿一个茶叶蛋，问他的老师翁同龢：“此种贵物，翁师傅可曾吃过?”翁同龢是个聪明人，知道内务府煮茶叶蛋的水很深，连忙说：“老臣只在遇到祭祀大典时，才偶尔吃一次，否则不敢食也。”
光绪皇帝的爷爷是道光皇帝，也一直相信茶叶蛋是奢侈品。我们知道，道光帝生活很检朴，穿的龙袍都打着补丁。他的御裤破了一个洞，舍不得扔掉，便叫内务府找个裁缝补补，内务府调用了江宁织造生产的“宁绸数十匹”来做补丁，最后报价四百两银子。这种龙袍补丁，显然也是奢侈名品，一般人是补不起的。因为觉得茶叶蛋实在太贵了，道光帝也不大敢吃。有一次，他问军机大臣曹振镛：“卿家平日吃茶叶蛋，需要多少银子啊?”曹振镛也知道内务府煮茶叶蛋的水很深，含糊地敷衍了过去，说道：“臣自小患有气病，生平未尝吃过鸡蛋，故不知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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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皇帝的爷爷是乾隆皇帝，他也认为茶叶蛋是寻常人家吃不起的奢侈品(真是奇葩一家亲，而且还隔代遗传)。一次他在召见大学士汪由敦时，问道：“卿家一大早赶早朝，在家曾吃点心否?”汪由敦答道：“老臣家贫，晨餐不过茶叶蛋四枚而已。”乾隆愕然问：“茶叶蛋一枚要十两银啊，四枚就要四十两了。朕尚不敢如此纵欲，卿家怎么还说家贫?”汪由敦知道自己不小心说漏嘴了，慌忙以“诡词”搪塞过去：“外间所售茶叶蛋，都是残破的坏蛋，所以老臣才能以贱价买来，每个只要数文钱。皇上你吃的茶叶蛋，是特供的，有机的，转基因的，比金子还贵。老臣家是万万吃不起的。”乾隆皇帝这才释然。
话说回来，清代的茶叶蛋到底是个什么价钱呢?嗯，有两种价钱，一种是市场价，每个三四文钱而已;还有一种是内务府价，每个要三十四两银子，这个价位，确实是老百姓消费不起的。
问题是，深宫之内的皇帝不知道茶叶蛋的市价，难道翁同龢、曹振镛、汪由敦同志也不知道吗?显然不可能。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敢对皇帝说实话?这又跟内务府在清代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有关。内务府是独立于政府的宫廷机构，掌管的是皇室的“家事”，包括宫廷用品的采购，外朝官员不方便过问;而且，在内务府当领导的都是皇帝的私臣、亲信，内务府的职工也都是皇家的家奴，一句话，他们是皇帝的身边人，虽然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正式权力，但隐权力极大，外官岂敢得罪?一个茶叶蛋的价格牵涉到内务府系统内整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外臣如果实话实说，只会招惹上不可预料的大麻烦，含糊其词应付过去，反倒能博得“会做人”、“顾大局”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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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有朝廷官员想过追究内务府虚报价格的问题，不过以失败告终。光绪年间，内务府采购了一批皮箱，每个报价六十两银子。时任军机大臣的阎敬铭向慈禧太后报告说：“外间市场，皮箱的价格顶多不过是六两一个，内务府的报价高了十倍，平日浮冒之弊，可想而知。”老太婆摇头说：“恐怕没有这么便宜吧。一个茶叶蛋都要三四十两银了，一个皮箱才六十两，分明不贵啊。”阎敬铭再三说这个价钱太贵了。最后慈禧不耐烦了，说：“既然如此，那你就用六两银的单价，给哀家买一百个皮箱试试。”
阎敬铭是个敢作敢为的财务官，当年查抄大清首富胡雪岩的财产就是他提出来的。所以他拍着胸脯应承下来了，并约定以半个月为限。可是，阎敬铭查得了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却动不了内务府分毫。等他带着银子到市场采购时，发现所有的皮箱店“均已关闭”，找人一问，原来早有内务府的太监早就过来交待了：“半月内不准开张交易，如不听招呼，必将货物打成齑粉。”
阎敬铭无奈，只好派人到天津采购，结果半个月过去，约定的限期到了，天津的箱子还没有运过来。太后问阎敬铭皮箱置办得怎么样，阎敬铭无词以对。后来阎才得知，他派去天津的家丁，已得了内务府一千两银，逃之夭夭了。
好了，从台湾奇葩学者的“茶叶蛋”笑话，联想到乾隆、道光、光绪三个皇帝吃茶叶蛋的笑谈，以及清代内务府的报价情况，我有两句正经话想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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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茶叶蛋在某种情况下确实可以成为叫价高达几十两银每个、“大陆人民吃不起”的奢侈品(一枚鸡蛋大的玉石大约也就这个价钱)，那就是鸡蛋的价格由内务府这种一手遮天的权力部门来决定，内务府说多少钱就多少钱，装一盏吊灯也可以报出1200万元的天价。
二、皇帝每天居于宫禁之内，信息闭塞，差不多与世隔绝，被下面的内务府瞒骗，所以将茶叶蛋误当成了奢侈品，似乎情有可原。但一个生活在信息时代的现代学者，居然也以为“大陆人民吃不起茶叶蛋”，恐怕不能不说是大脑让意识形态偏见给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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