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这个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个人的话就是是圣旨，没人不敢不听，他的行动是自由的，没有人敢去阻拦。可是我们应当知道这些都是事实，但却只是表面现象，在其背后还隐藏着更加深刻的东西。

首先，皇帝号称天子。天子当然高居所有人之上。但既是天子便要服从上天的意志。皇帝诏书常以“奉天承运”开头，明示天道不可违。天是没有意志的，古代的中国人便把封建制度整体当作天意。一个朝代的兴亡，其实是社会各方势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也包括皇帝个人因素在内。一旦皇帝不能继续平衡各种力量，或不愿平衡这些力量，等待他的只有二条路，要么被人杀掉，要么拱手让出皇位。可以说皇帝既是最自由的人，也是最受束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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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皇帝的行为也必须遵循某种规范。这些规范是为维持社会秩序而定，也代表了天意。例如，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但只能有一位皇后。皇储的传袭也是传嫡传长。在种种规范之中，皇帝逐渐丧失其个性，一言一行都要符合成法。有些个性较强的皇帝不甘受此限制，往往做出十分激烈的反映，其行为荒诞之极，便成为暴君。隋代的隋炀帝杨广就是头号典型。

隋炀帝作为千古暴君的典型，历来被后世人所唾骂，就其所为，确实为人不齿。但如果我们去细致的分析，却可以看出炀帝也是一个富有浓重色彩的悲剧人物，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如果就个人抱负和能力而言，杨广并非平庸无能等闲之辈。早在作晋王的时候，他就曾率领大军平灭南陈。继位之后，更想有所作为。在他统治的期间，先后征服了南越、琉球（今天的台湾），降和东突厥，收服吐谷浑，隋朝的疆域扩大，四裔民族也与汉民族和好，他曾派遣大臣出使西域，决心重建西域交通。杨广的这些功业，足以追继前烈，只是被他的暴君恶名所掩盖，而被后世人忽视。

隋炀帝三次亲征高丽，历来被作为他穷兵黩武的罪证之一。固然，三次用兵，耗费天下人力物力，百姓负担太重，确是一种暴政。但作为具有雄心的皇帝，谁不想建立不世之功？炀帝以天子至尊，多次巡狩北方，亲提大兵征伐，决非一般庸碌之主可比。第三次对高丽的战争，其时天下已乱，炀帝还是迫使高丽国王臣服，也算是了却了炀帝个人的一桩心愿。 

隋炀帝个人性格中，本有一种好大喜功的色彩，却生不逢时，如生逢其时，或许会他成为盛世雄主。不幸的是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允许他发展这种性格。隋朝建立于数百年的乱世之后，人民所需要的不是天朝大国争霸称雄的气魄，更不是满目繁华，而是一个和谐社会。此时人们并不需要一位野心勃勃的创业之主，而是需要一位守成之君，因此，隋炀帝可算生不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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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拿隋炀帝与汉武帝作一比较。从两个人的性格特征来看，有许多共同之处。汉武帝时，开边万里，南抚闽越，北逐匈奴，通西域，降朝鲜，其用兵之频，劳费之巨，不仅不在隋炀帝之下，恐怕远在隋炀帝之上。汉武帝所修筑的宫室，豪华以极，国内宫殿园林之盛，令后世望尘莫及。隋炀帝追求奢华，确曾广筑宫殿，其所修洛阳西苑积翠池，也可称豪华之至。不过如果拿它与汉武帝甘泉宫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以个人生活而论，汉武帝的骄淫也不在隋炀帝之下，他的两位皇后失宠被废，宠妃无数，及至晚年，好仙道，喜房中术，纵欲不禁。隋炀帝虽好发色，淫欲妄为，但与正宫肖皇后，仍相守终生。以此而论，隋炀帝也不过如此。隋炀帝的悲剧在于他所处的时代不能为其性格发展提拱相应的社会条件。隋代虽经文帝短期安定，但数百年的动荡带给国家的疲惫，决非一朝一夕就能恢复，况且文帝积富政策，仍是百姓的沉重负担，此时的国家，仍然需要继续保持无为而治的清静政治。汉武帝则不然，从刘邦开国，中间经历文景两朝，天下承平既久，百姓受恩复深，故其得以施展雄才，发挥个人好大喜功的性格。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尽管后世也有非议，但终因在他统治期间西汉达到全盛，从而被视为有为之君。相反，几乎亦步亦趋追寻武帝功业的隋炀帝，却成为暴君的典型。可见，知人论世与知世论人是多么的不易。 

秋雨这样说并非想为隋炀帝开脱罪名，实际上，隋炀帝的暴政，确实是导致隋王朝覆灭的直接原因。炀帝尽管有种种有力的表现，但其个人品行如同汉武帝一样，并不能令人称赞。以文治武功而论，炀帝也远不能与汉武相比。笔者之所以这样分析，是基于一种考虑，应当把皇帝也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要考察他所处的历史环境，要分析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更要理解他的个人性格和心理因素在他整体活动中的突出影响。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皇帝，不仅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也不完全是“天意”，更主要的是社会各方势力的选择，同样，一个皇帝或是明主或是暴君，也并不完全由他的行为决定。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暴君。特别是当个人与时代发生激烈冲突时，无论普通人抑或皇帝，他的命运往往是悲剧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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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皇帝一般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创业之主，英明君王；一种是平庸无奇的等闲之辈或略有作为的守成之君；还有一种就是亡国丧命的昏暴之主。这样的分类方法，主要着眼于皇帝的统治效果。当然，我们必须以此为凭评价皇帝，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必须还要对他们的个人特征加以分析。尤其是作为封建制度中的一分子，皇帝失去的自由要比普通人更多，一般的人身处乱世，如不能有所作为，或还可以隐居林下，苟全性命。但皇帝就不行，他必须做出选择，要么亡国，要么力挽狂澜，实际上，皇帝是拿身家性命作了赌注，期望侥幸中彩。隋炀帝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发现自已已无回天之术，曾对肖皇后说：外间大有人图我，但我不失为长城公，你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以炀帝的雄心竟致落得自比亡国的陈后主，可见其辛酸无奈之情。

作为一个皇帝，隋炀帝杨广成为后代暴君的典型看似可以，但是作为一个个体，享尽了荣华富贵，也曾有所作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像杨广这样个性十分鲜明的皇帝并不多见。他的内心痛苦，恐怕比我们常人深重的多，杨广曾经引镜自照，叹息道：好头颅谁当砍之！他经过一生苦乐，最后得出结论：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无论暴君，还是明主，最终都离不开人类的生死的六道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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