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真正大规模屠杀功臣，是从胡党案扩大化开始的。
以胡党案为发端，朱元璋发动了一场历时十年的杀人运动。在这十年间，不管是与胡惟庸真有关系，还是假有关系，只要被检举为胡党同党，朱元璋就毫不犹豫清除，不但砍头，而且抄家灭族。无数与他一同出生死的哥们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而都死在关押胡党的大牢中。
明代史家谈迁评价说：“而当时死徙遍天下，一空印，一盗粮，祸至溢矣。”说当时洪武时期，到处都是死难逃亡者，皇帝断案小题大做，一点小事犯事，都可能迎来诛灭九族杀身大祸。
为什么以仁君脸谱得天下的朱元璋，在得天下之后，却嗜杀成性?很多人从朱元璋的身世变化解释过这个问题，这个被历史学家多次引述，但还有一个原因，却被忽略了，我在这里要着重提一下，那就是信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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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朱元璋早年是靠投奔红巾军起家。 他为什么投靠红巾军?因为红巾军在元末天下大乱时，是影响最大也是规模的最大的农民起义军。红巾军的创始人当然不是朱元璋而是韩山童。这个韩山童与一般的农民领袖不同，他不仅是领袖，而且还是教主。他为红巾军注入了强大的宗教教义。占得了造反的先机。早年红巾军是以弥勒教起家，这个弥勒教和一般宗教不同，一般宗教都是主张慈悲为怀不杀生的，而弥勒教一反不杀生之道，力倡杀人。弥勒教的核心教义是什么?——“弥勒下生成佛”，“新佛”反旧佛“不杀生”之道，力倡杀人，认为“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他们“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父子兄弟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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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巾军军歌”的来看，虽然反抗民族压迫有积极的一面，不乏反元的激情和勇敢，但也含有明显的“嗜杀”成分——
云从龙，风从虎，功名利禄尘与土。
望神州，百姓苦，千里沃土皆荒芜。
看天下，尽胡虏，天道残缺匹夫补。
好男儿，别父母，只为苍生不为主。
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才罢手。
我本堂堂男子汉，何为鞑虏作马牛。
壮士饮尽碗中酒，千里征途不回头。
金鼓齐鸣万众吼，不破黄龙誓不休。
军歌中，“我本堂堂男子汉，何为鞑虏作马牛”这样的豪言壮语是很提气的，但 “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才罢手”，却流露出血腥复仇的偏狭。
羽翼丰满、意欲独立创业的朱元璋，在智囊儒者的提醒下，渐渐悟到了红巾军的局限，这位左副元帅“单干”之际，即刻意变脸、大造形象工程，提出“与妖人划清界限”，但在心底里，朱元璋应该感谢那些“妖人前辈”，而且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的影响，朱元璋前期招兵买马，云集反政府武装，得益于“弥勒教”、“白莲教”、“明教”的宣扬，对人心影响甚大。对此，也许他是感同身受最深的，所以“成大事”后，下诏严禁白莲社、明教，并把取缔“左道邪术”写进《明律》十一《礼律》，用法律形式列其早期信仰为非法，而转尊更有利于统治的“儒教”。
但他的内心深处，是信仰温和的儒教，还是弑杀的明教呢?难说。虽然他命令将明教列为邪教反对人信，但他建立的帝国以明为国号，耐人寻味。不能说这与他的原始信仰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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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将群臣视为家畜一样任意屠杀，也不能说与他的早年信仰毫无关系。在扩大化胡党岁月，十几年阴云密布，全国到处弥漫恐怖气息，上至中央大员，下至黎民百姓，人人自危。这场运动最后演化成了和红巾军异曲同工的杀富运动。一些横行霸道民怨甚深的豪强遭到了报复，许多大户人家被罗织进来，但平时夹着尾巴做人的普通人家也被私仇者推入陷阱，一时间全国遍地是胡党分子，到处抄家抓人。这些被抄家产，成为中央政府或者说朱家皇室的一笔笔巨大收入。
这场大屠杀持续十年，累计屠杀胡惟庸同党三万余人，加上后来扩大化的蓝党，以及连累的无辜百姓，总计十几万人死于非命。做了开国皇帝后的朱元璋，杀战友杀富人杀红了眼，仿佛“弥勒下凡”，又回到了“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的“红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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