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四月，新婚不久的太子李弘随高宗和武后从幸东都，却在一场夜宴中暴毙，年仅24岁。高宗在无尽的哀伤中颁布了一道制书，履行了对李弘的承诺，破例追封他为孝敬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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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以高宗名义发布的官方文件，这道制书承担了两个任务：第一，对太子进行追封;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在第一时间对太子死因发表了官方声明，宣称李弘是因“沉瘵婴身”“旧疾增甚”而自然死亡。

　　那么，李弘果真如这份官方声明所言，因罹患疾病不治身亡?还是像大多数史料记载和民间纷传的那样，被他的母亲武后鸩杀?

　　作为高宗的嫡长子，李弘不仅遗传了高宗仁厚的性格，而且遗传了高宗羸弱的体质，自童年时代就体弱多病，长大成人后更是日渐加重。咸亨元年(670年)，李弘19岁时，负责其膳食的典膳丞就曾因他久居于内殿、很少接见东宫臣僚而上书批评，并依照礼制减免了对他的膳食供应。李弘连忙解释，说他近来病情加重，所以皇上特意命他多休息，不许过度劳累。

　　咸亨二年正月，高宗和武后前往东都，留李弘于京师监国。当时的宰相戴至德、张文瓘都兼任东宫的左庶子，于是受命辅佐太子。可李弘由于“多疾病”、精力不济而无法打理政务，所以在监国期间，“庶政皆决于至德等”。

　　这一年五月，高宗又下诏，命时年18岁的沛王李贤帮助太子处理朝政。此举固然是为了给李贤提供政治上历练的机会，但是同时也从侧面表明，李弘的身体状况实在令人担忧，以至于高宗不得不让李贤替他分劳。直至上元二年，李弘的健康状况也未有所改善。就是在这时，高宗向李弘表示，一旦他的身体有所恢复，就实行内禅。

　　按照上面那道制书的表述，高宗很可能是想通过这个“禅位”的好消息，让李弘的心情愉快起来，进而促进病情的好转。可高宗万万没有料到，“天资仁厚、孝心纯确”的李弘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因不忍父皇为他逊位而极度伤感，导致病情更加严重，以致“俄迁上宾之驾”。

　　鉴于李弘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种病恹恹的状况，加之李唐朝廷又以高宗名义发表了官方声明，宣称李弘是因病而亡，所以《唐实录》就对此作了模糊处理，只用了“暴卒”这种耐人寻味的字眼，而《旧唐书》中除了把高宗的这道制书客观地记录下来之外，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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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几乎就在朝廷发表官方声明的同时，民间关于李弘之死的另一个版本却传得沸沸扬扬，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李弘的亲生母亲—武后。《资治通鉴》就称：“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旧唐书》《唐会要》更是记载了名臣李泌与唐肃宗的一段谈话：“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明确认为是武后鸩杀了李弘。

　　虽然多种史料和当时民间的普遍看法都认为是武后毒死了李弘，但是时至今日，仍有部分学者以高宗的那则官方声明为主要依据，反驳武后毒死李弘的说法。理由是：高宗的那道制书是在李弘死后第一时间发布的，所陈述的事实自然要比成书较晚的《资治通鉴》等书更为可信;李弘长期患病，最后病情越来越重，不治身亡也是很自然的;武则天既然能够控制高宗，就未必不能控制李弘，所以没必要冒风险杀他;武则天要实现称帝野心，最大的障碍应该是高宗而不是李弘;李泌对肃宗说的那段话只是政治说辞，针对的是政治而不是历史;举出骆宾王在其《讨武曌檄》中把武则天杀姐屠兄，弑君鸩母的所有丑事一股脑儿都给揭发了，却唯独不提鸩杀李弘的事情为证，这足以说明当时还没有这个说法。

　　那么，这些理由是否成立呢?值得商榷。

　　第一，古往今来，官方面对重大而敏感的突发事件，首先抛出的声明往往是为了稳定局面和安定人心。所以，不管李弘之死的真相究竟为何，高宗都只能公布那个在政治上最正确的“真相”。

　　第二，李弘诚然是一个病恹恹的药罐子，可高宗何尝不是呢?既然高宗可以一直这么病歪歪地活着，而且在李弘死后又活了八年，那凭什么认为李弘就一定会早亡呢?如果说李弘罹患的肺结核在古代属于不治之症，自然会比高宗早死，那么高宗不仅患有风疾，还患有肺结核、疟疾，其健康状况更糟。

　　第三，武后能够控制高宗，就一定能够控制李弘吗?答案是否定的。究其原因，不仅是李弘的性格和政治立场一贯与武后相左，更因为李弘的背后是整个宰相集团!由于高宗的特意安排，当朝宰相几乎都兼任东宫属官，并且基本上都是坚定的反武派。一旦李弘登基，由这些宰相执掌朝柄，武后不要说想控制李弘，恐怕连自己的命运都不一定掌控得了。所以，就算鸩杀李弘需要冒一定的风险，武后也没有理由退缩。更何况，从一个小小的才人一步一步走到天后的位子，在武后漫长曲折的权力之路上，有哪一步不需要承担风险呢?有哪一次不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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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说武后称帝的最大障碍是高宗，所以不该先对儿子下手，这种说法简直不值一哂!因为各种史料都明确记载，李弘死前，高宗已经公开宣布要禅位于他，所以武后才会陷入空前的紧张之中，不得不迅速对李弘采取行动。

　　第五，把李泌对肃宗说的话当成“政治说辞”，未免过于武断和草率。众所周知，李泌是中唐名臣，历仕玄、肃、代、德四朝，但生性淡泊超然，不恋世间名利，一生中四次归隐，到晚年才在唐德宗的一再请求下出任宰相。试问，这样一个视功名富贵如敝屣的人，会为了达成某种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肆意歪曲历史吗?退一步讲，就算李泌的话确属没有事实根据的“政治说辞”，可问题在于，他面对的不是一般人，而是皇帝;他谈论的也不是一般人物，而是李唐祖宗;并且谈论的不是一般事件，而是武后鸩杀亲子这样一个重大而敏感的历史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作为依据，李泌怎么敢信口雌黄?就算他敢，唐肃宗岂能听任他胡编乱造、往自己祖宗的头上扣屎盆子?

　　第六，因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中没有提及武后鸩杀李弘之事，就得出“当时没有这种说法”的结论，同样是太草率了。从近年新出土的一份唐代史料上可以明显看出，在骆宾王起兵反武之前，时人对李弘之死就已经产生怀疑了。这份新出土的史料是《阎庄墓志铭》。阎庄的官职是太子家令，在东宫辅佐李弘长达十余年，深受李弘信任。根据墓志记载，阎庄于上元二年随李弘从幸东都，四月，李弘暴亡。同年九月，也就是李弘下葬一个月后，阎庄也在河南老家暴亡。其中的“缠蚁床而遘祸”“随鹤版而俱逝”意味深长，若李弘属正常病故，那太子家令阎庄无论怎样悲伤过度，都是不应当“遘祸”的!而阎庄甚至因之罹祸，最终跟李弘一样死得不明不白，就让后人有理由把怀疑的目光指向武后。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李弘很可能并非正常死亡，而是死于谋杀。真凶，就是他的亲生母亲—武后。因为，无论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出于武后的个人性格，她都完全有可能下手除掉李弘。既然这一路走来，武后可以在她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除掉她的兄长、姐姐、外甥、女儿，那么这一次，当武后感到她大半生奋斗的一切就要因为李弘的即位而付诸东流时，她为什么就不能亲手除掉自己的亲生儿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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