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古希腊是西方文明史中第一次同性恋鼎盛时期。
古希腊是一个性自由的社会。当然，据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影响，这种“自由”主要体现在一小部分人当中--他们是成年的自由男人、是参与城邦管理的公民、是有权统治别人的人。因此，古希腊的性道德是成年的自由男人为自己制定的，他们有权享用一切在他们之下的人：女人、男童和奴隶。而如果一个奴隶胆敢去骚扰一个出身良好的男童,则有被处死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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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们耻于两个成年男人之间的同性行为，一旦男童长出胡子,古希腊人便认为他魅力不再，风光不再,对他的“爱情”也就随之消亡。这被后来学者称之为“少年爱”(雄性美)。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在《会饮篇》中如此谈到，一个美丽的男童魅力如同“黑夜里突现的一束光亮。”、“一看到他，没有人……不感觉到心灵激荡”。
柏拉图在《飨宴篇》里提到苏格拉底和他的年轻弟子阿希毕亚蒂斯。有一天，阿希毕亚蒂斯参加一个晚宴，看到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和主人舒服地坐在一张靠椅上，就过去对苏格拉底说，“你总会想办法和屋里最好看的人坐在一起。”苏格拉底被他的话所激怒，对主人说，“我对这个家伙的爱总是为我带来麻烦，自从他跟了我以后，他就不准我再看其他漂亮男孩一眼，当然就更不用说谈话了，他露骨地表现出妒忌……我担心有一天他会无法离开我。”
在古希腊,成年男子与男童的关系有一整套约定俗成的和合乎礼仪的行为,K・J・多维在其著作《希腊同性恋》中通过大量文献对此作了描述，在一般情况下,成年人是求爱者,男童是被爱者;一旦求爱奏效,男童投入了成年男人的怀抱,真正的性关系就开始了。
西方文明史中第二次同性恋鼎盛时期，则当古罗马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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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古希腊文明，伴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英年早逝(公元前323年)戛然而止。很快，另一个地中海文明踏着古希腊的尸体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古罗马。
古罗马可分为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前半部分的历史与古希腊历史有重叠。当时，古希腊实在是太强大了，而古罗马与他们的近邻古希腊边境关系紧张，因此军事处于劣势的古罗马对来自古希腊的一切都戴着“有色眼镜”加以排斥——包括当时在古希腊十分流行的同性恋文化。
这个时期古罗马针对同性恋有着苛刻的刑罚——同性恋被当时的罗马人视为一种堕落行为，罗马元老院订定了严厉法律来禁止人们同性恋和鸡奸行为，违反者一律被处死。然而，当古希腊最终被古罗马征服进入罗马帝国时代，于是，同性恋文化立即被古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照搬过来，似乎一夜之间，大家都是学会享受生活的“文明人”。
事实上，尽管罗马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希腊却在“文化”上征服了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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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外之外，罗马帝国时期同性恋风行，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罗马皇帝带头“亲力亲为”。在罗马帝国初期，凯撒，屋大维这些罗马皇帝不断地加强了皇权而弱化了元老院的权威。
于是，当一个钦慕希腊文化、本人又是同性恋的罗马皇帝登基——尼禄以及后来的哈德良，罗马帝国同性恋立即风行起来。
例如，罗马皇帝哈德良敢于在整个帝国内甄选美少年，最终挑中了他的“爱人”——安提诺乌斯;而当安提诺乌斯不幸在尼罗河溺水而亡，哈德良用所能做到的一切方式来缅怀安提诺乌斯：为他在全国刻上画像、竖雕像;甚至宣布他的“爱人”是神，修建庙宇，用安提诺乌斯的名字命名罗马城市。
在凯撒大帝(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时，因其权力凌驾于元老院之上，于是在罗马帝国发布了谕令，“在罗马，罗马公民可以随时进入非公民男性、下层平民男性、男孩、男奴、阉人或男妓，但上层阶级绝对不允许‘下等人’进入自己身体，在男男性行为中，上层阶级必须扮演主导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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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凯撒下达这样的谕令，与他自己年轻时期“不幸遭遇”有关。在凯撒年轻时，曾经被比提尼亚国王宠幸。对于此事，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是这样描述的，“凯撒被侍从们领进国王的内室，他身穿红衣，躺在黄金的卧榻上，维纳斯的这个后裔的贞操在比提尼亚丧失了”。
当时，在大家都仇视同性恋的罗马共和国末期，这是莫大的羞辱，以至于在凯撒华丽变身为大独裁者后，当时他的部下还是这样调侃他，“(凯撒)是所有女人的男人，所有男人的女人”。
当前的美国，无论是在军事力量还是在经济力量方面，都比当年的古希腊帝国和古罗马帝国要强许多。君不见，在全球所有战略要道，都见美国大兵的身影，在所有的国家中央银行，都得备有美钞——即便美国央行印钞是实施毫无节制的“宽松政策”。
因此，不妨将此次美国在全境实施同性婚姻合法化，视为同性恋在西方文明史中进入了第三次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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