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官员，是黎民百姓呼唤清官与盼望治世的精神寄托，他是集中体现秉公执法、一身正气的精神力量;他入戏曲之深，被演绎成了无所不能的超人;他束庙阁之高，被供奉为庇佑苍生的神仙。直至今日，他依然是民间最具号召力的代表公平与正义的化身，他的影响力遍及海内外华人世界。

　　在大宋王朝的第四十个年头即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安徽合肥一家包姓名门望族诞生了一个胖小子，这个全家盼星星盼月亮才盼来的一脉单传，就是后来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包青天。

　　包拯既不是什么怪胎，也没有所谓的兄嫂，更不存在任何坎坷的身世。作为富贵人家的独生子，他的童年幸福像花儿一样。包拯从小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作为当时的一名有志青年，他的上进与追求显然也在求取功名上。二十九岁那年，他中了进士甲科，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建昌县知县，等于如今江西永修县的“一把手”。

　　然而，恋家的包拯舍不得离开父母，便奏请皇帝把他派在父母身边上班，于是把他改任为和州监税，等于在合肥邻近的和州市政府管钱粮税收。回家报喜，结果爸妈既不愿意离开合肥的家业去适应新的生活，又舍不得宝贝儿子独立门户。包拯看二老年事已高，自己又是根独苗，索性把官给辞了，安心在家陪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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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拯甘当“宅男”，这一当就是十年有余，二老离世后，他守孝三年。守孝结束，他仍然没有工作的打算，不愿离开父母的灵地，又在家里呆了两年。就在这一年，名臣范仲淹入主开封府，他的《岳阳楼记》名贯天下，而此时，三十四岁的包拯还是个连官门都没进的“待业老青年”。

　　两年后，在乡亲邻居们苦口婆心地劝说鼓励下，包拯才决定离开家乡，正式踏上仕途之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差事是当时的扬州天长(今属安徽)“一把手”，即知县。

　　包拯十几年呆在家里“虚度青春”，这在现代人眼中简直是匪夷所思，而在当时却是寻常之事。宋朝对孝道非常重视，上升到个人品德及社会名声的高度，如果谁因贪恋官位而置双亲于不顾，是要被世人唾弃的。

　　按照宋朝礼律，父母去世其子必须守丧三年，无论你官居何位，必须离职守孝，否则就是“夺情”，即大逆不道之人。所以，包拯的青年时代为了孝顺父母在家里度过，并未有任何惊世骇俗之处，符合当时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一个身材矮小却面目清秀、古雅俊朗的白面书生在进京听命的途中写下了自己出仕的座右铭，他就是三十九岁的包拯。

　　如今记载反映包拯初进官场的事迹已不可考，只有他任天长县知县时，断过的一起“牛舌案”留存史书：有贼把别人牛舌割了，主人告状，包拯叫他回去把牛杀了。不久又有人来告状，说牛主人私杀耕牛。“私杀耕牛”在宋朝是违法的，包拯断喝道：“何为割人牛舌而又告之?”此贼被识破!

　　一件小案子，从中看出包拯断案的机智果断，也许他“善断狱讼”之名就是从这时流传开来。至今几乎所有的包公戏都与他善断奇案，沉冤昭雪有关，而事实上，历史并没有记载包拯断案的事迹，他的政绩也非在断案上。

　　三年后，四十二岁的包拯被提拔为大理寺丞、知端州，即今广东省肇庆市的“一把手”。端州特产端砚，是宋朝士大夫最珍爱时髦的雅器，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凡在这里做“一把手”的官员，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以贿赂朝廷权贵，所谓“打点”中央的关系，此举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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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拯一上任就高调破除这则运行多年的“潜规则”，下令只能按规定数量生产端砚，州县官员一律不准私自加码 ，违者重罚。并且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此举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三年后，包拯任期满，被调至中央任职，果然“岁满不持一砚归”。《包公三掷砚》的小说也就是以这个故事为蓝本创作的。

　　不久，四十五岁的包拯因“端砚事件”被皇帝赏识，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大事则奏劾，小事则举正” 。虽然这个官职没有多少实权，但从此他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对于刚直又不懂人情世故的包拯来说，无疑找到了自己的发声平台。

　　在官场崭露头角，包拯确实发出了不少声音，对国家的内政外交上提出过许多批评意见，比如要求从重处罚贩卖私盐者，反对朝廷以进贡求和西夏，主张强国策略等等。其间，他还代表大宋出使契丹，并与对方使馆“二把手”舌战并成功赢回大宋面子。

　　这其中，他弹劾陈州京西路转运司，揭露其歪曲中央政策，“折变”盘剥灾民的罪行的事迹，被后世再创作为家喻户晓的早期包公戏《陈州放粮》。民间加工成开封府尹、钦差大臣“包青天”奉命查赈，剧中涉及国舅们害民肥私，包公查案遭人陷害，各路百姓掩护包公，包公怒铡皇亲国戚，成功放粮赈灾等等，演译了一个青天大老爷为民除害，不畏强权且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

　　事实上，作为官场新秀，当时包拯只是上了一个并不为人关注的批评性的奏章，是否被批准史料也无下文。此时，离他入主开封府尚有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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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拯进入中央，正赶上范仲淹掀起“庆历新政”。范仲淹的吏治改革集中在改变官员冗滥作风，斥退冗员、举贤用能方面，自然要触及一些既得利益者，朝廷陷入“党争”，守旧派与革新派闹得不可开交。按理说包拯该站在守旧派阵营，因为把他从地方推荐到中央任职的是守旧派大臣王拱臣，但他却并不急于表态，也不参与其中纷争。同时守旧派也没把这个无名小卒看上眼，更没指望他能在打击改革派上有所作为。然而，包拯却突然上了一个抨击范仲淹新政关于人事制度改革的奏折，对其派出的监督地方官员的按察使权力过大提出置疑，此奏一出立即炸开了锅，两派就新政是否加重官员腐败争论不休。保守派士气大振，为加入包拯这个生力军惊喜。

　　不久，变法失败，新政被废。正当保守派长吁一口气时，不料包拯突然上奏，建议皇帝保留范仲淹考试选拔人才等新政 。这可把保守派给打懵了，这个出其不意的老小子啥意思?其实，这正是包拯峭直的禀性，他不与人苟合，不伪辞色悦人，一生不结派系，也不卷入党争，甚至没有一个走得近的朋友，以至于“故人、亲党皆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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