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是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明君圣主，他是北宋第四个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做了42年。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着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言所说的“造极”的“赵宋之世”，主要是指宋仁宗统治时期。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这六家(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出现于仁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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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为何能创史上最繁荣时代?这与他胸怀仁义、宽厚待人的行事风格有关。苏辙是大文豪苏轼的胞弟，他们哥俩与其父苏洵，在“唐宋八大家”中就占有了三席。嘉佑二年(1057年)。苏辙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在这次晋级进士的考试中，年轻气盛、心忧天下的苏辙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
当时的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建议对之严厉制裁。宋仁宗却很淡定地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血气方刚的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便在科举考试中“妄议”朝政，且矛头直指皇帝，即便是在“康乾盛世”，也难逃其被灭九族的命运。宋仁宗的宽容心胸，由此可见一斑。宋仁宗对读书人的宽容，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
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一看，吓出一身冷汗，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请朝廷制裁之。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对这个口出不逊、有“煽动造反”之嫌的读书人，即使不按“谋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危害国家安全”治罪。谁知宋仁宗对这样的事情，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就事论事地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于是，这个读书人被授予了司户参军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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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数千年历史，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宽容苏辙的事，或许有人能做到，但宽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只有宋仁宗做到了。这说明宋仁宗很理性，能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使对“煽动造反”的，也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明辨是非，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然后做出符合事实的判断，做出明智的决定。
当时，朝鲜半岛封建王朝高丽岁岁向北宋进贡。有一次，使者回来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要求出兵教训高丽。宋仁宗说：这只是高丽国王的罪过。现在出兵，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所以最终置之不理，没有去诉诸于武力。宋仁宗不光对人仁慈宽厚，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史书中记录了他大量严于律己的故事。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时不时的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宋仁宗回宫后，风风火火地对嫔妃说道：“朕渴坏了，快倒水来。”
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宋仁宗回答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对属下能如此细致入微之体恤，委实不易。
宋仁宗一辈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变法，因为只有变法才能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才能富国强兵。可是做了长期准备工作的“庆历变法”很快就失败了，他并没有灰心，在侬智高入侵广南州郡之时，他又突破人事制度，力排众议，破格任用士兵出身的大将狄青为统帅，平定了侬智高之乱。在他去世的两年前，他又重用王安石，任为知制诰，酝酿再来一次规模更大的变法。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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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在创造精神财富的时候，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宽松，仁宗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上特别宽松的时代，所以文学艺术事业都很发达。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这六家(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在仁宗晚期，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相继为相，欧阳修参加政事，包拯为枢密院副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真正称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满朝。这样的盛况，历代只有宋代才有，宋代只有仁宗时代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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