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起义事件后，咸丰皇帝算是遭够了罪，白天黑夜地翻过来忙，都觉得时间不够。更让他觉得晦气的是，花了那么多力气，成效却越来越低。既然这样为何不肯重用曾国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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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以夜继日的忙，结果前线送过来的奏折，不是说这里让人给捅了一刀，就是说那里挨了一棍，久而久之，皇帝的自信心大受打击，都不怎么敢相信自己也能赢了，直到曾国藩的崛起。湘潭大捷点开了喜庆的炮仗，然后岳州、城陵矶，甚至是武昌克复的捷报都接踵而来，让人几乎有应接不暇之感。那情景，仿佛是倒霉了一千年，眼看着就要转运了。
原来人生也可以充满着温暖!要说在籍官员办理团练的不止一个，包括曾国藩在内，合计共有四十五人之多，然而除了曾国藩，没有一个整出样子，不是半途而废，就是销声匿迹。曾国藩成了今年的主打款，一众官员中，就数他最帅，帅得一塌糊涂，帅得无边无沿。依稀还记得在京时，这家伙跟打了鸡血一样，拼着命往上递意见书的情景，也幸亏当初留了一手，要不然，现在纵使能收到礼包，也得落下一个不会用人的恶名。显然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得赶紧用，重用。
尽管曾国藩当初出任时，有言在先，守孝期间不接受奖励或升职，但咸丰仍授他以署理湖北巡抚一职，并赏戴花翎。署理的原因，就是考虑到曾国藩尚在守孝期间，一旦守孝期满，代理即可转正。然而仅仅七天之后，咸丰又急匆匆地收回了这一任命。具有戏剧性的转折出现在一次君臣谈话之后，谈话的主角，一个是咸丰，另一个是军机章京彭蕴章。军机章京不是军机大臣，说穿了只是军机处的文书，专门帮着军机大臣们抄抄写写，比如王鼎案中那个给穆彰阿通风报信的陈孚恩，就是军机章京。由于军机章京实际参与了机要，所以也被称为“小军机”。
彭蕴章的诗文很有些名气，一辈子写了很多书，若是一本本码起来，比他人还高哩，然而此人有学问归有学问，却是食古不化，在政务上迂腐得很，是一个“有学无识”的典型。咸丰跟他聊天，起初只是想抒发一下自己的好心情，没指望从这个木讷的小军机身上得到什么高见。咸丰说：“你想不到吧，曾国藩这么一个书生，竟能建成奇功。”彭蕴章当然也是书生，这话听了足以让他浑身醋味儿乱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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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来了一句：“曾国藩不过是前礼部侍郎，一个老百姓罢了。小小老百姓，在乡间竟然能够一呼百应，随者以万人计，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吧。”就是这么不阴不阳的一句话，让咸丰脸色大变，沉默了很长时间。很多人将咸丰的防范心理归结于“满汉藩篱”：曾国藩是一个汉臣，一个汉臣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手中又掌握兵权，对满族皇帝当政的王朝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应该说，有这个因素，但并不能概括全部。清代用汉臣掌兵权并非没有先例，比如横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名将岳钟琪就是一个典型。当时雍正任用岳钟琪，谣言满天飞，仅雍正自己收到的举报信就满满一筐，说他是岳飞的后代，要替祖先报“宋金之仇”云云，雍正根本就没有予以理踩。
其实很多时候，忌谁不忌谁，跟出身没有多大关系。康熙时期的鳌拜(满八旗)，雍正时期的年羹尧(汉八旗)，谁是纯汉臣?他们的下场可比岳钟琪惨多了。因为是汉臣，就想着要给对方穿小鞋，那是后人太小看这些清代皇帝了。其实在曾国藩之前，江忠源追根溯源，也是手握兵权的湘军将领，不照样得到咸丰的信任重用，还被授之以安徽巡抚?
这件事应该说是个案，其中彭蕴章的话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抓住了两点，一是咸丰已经被下面的造反造怕了，生怕一不小心再跑出一个什么“秀全”来跟他捣乱，二是咸丰一向非常看重湖北的战略地位，认为它的作用和价值还远在广西湖南江西诸省之上，潜意识里就不愿将如此重镇轻授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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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咸丰眼里，曾国藩与江忠源虽都出自于湘军，但两人并不相同，江忠源的定位主要是武将，任务就是打仗，曾国藩却有号令一方的作用，他举办湘军的时候，虽有个湖南帮练大臣的名义，其实是赤手空拳，凭什么能一下子拉起如此大一个摊子呢?如果让他长期据守湖北，谁又能担保他不会黄袍加身，成为下一个“曾秀全”?
咸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咸丰决定收回成命，改任曾国藩为兵部侍郎，专办军务--反正打仗要紧，就是让你当湖北省长，估计你也没那闲工夫。可话不是这么说的，咸丰的朝令夕改，不可能不引起曾国藩的疑惑。在从其它渠道得知个中内幕后，他的心顿时就沉了下来。
在这种内乱频繁的情况下，要趁机跳出来自己做皇帝的人估计不计其数，足以让你防不胜防。人心之复杂难测，是谁都说不清楚的一件事，因此咸丰就对曾国藩不太放心，而且这种心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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