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气磅礴、恢弘壮阔的三国文化大舞台上，襄阳不仅是两汉三国文化起承转合和枢纽与坐标，而且也是天下大乱到天下三分的战略起点与支点，更是天下归一的战略基地与圆点。在汉末到魏晋跌宕起伏的三国文化全景图中，襄阳处在群雄瞩目、星汉灿烂的核心地位。
在分裂的年代，襄阳，对所有有志于统一中国的人来说，都具有无比的诱惑力。公元208年也不例外，这种诱惑不仅仅是在于襄阳城本身，更在于襄阳是整个荆州的北大门，谁掌握襄阳，谁就获得了夺取荆州的主动权，而谁获得荆州，谁就有了争雄天下的资本。
这一点，所有具备战略眼光的谋略家都看到了。诸葛亮对刘备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鲁肃对孙权说，荆州“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郭嘉更直接地对曹操说，“当先定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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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是在这纷繁扰攘的东汉末年，襄阳却难得的保持了19年的和平。这不能不归功于荆州牧刘表。
刘表，字景升。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出任荆州刺史，在贼盗横行，道路阻隔的情况下，单身匹马入宜城，得到当地豪强大户蒯越、蔡瑁的支持，最终平定了荆州的内乱。正是因为看到了襄阳的重要地位，刘表很快就将治所从原来的武陵迁到襄阳。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让所有野心家惦念的襄阳，是由一个最没有野心的刘表所掌控的。“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 从公元190年到公元208年，刘表治下的荆州，算得上是全国最安定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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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襄樊学院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余鹏飞的说法，这一时段的襄阳，“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处于南北交汇，水陆要冲的襄阳，成为世家大族，文人士子的避乱之所。进而汇聚成影响一时的“荆州学派”。尽管襄阳离乱之后，这些人又各为流散，成为各个政权中的栋梁。这其中就有服务曹魏的傅巽、徐庶、王粲，服务蜀汉的诸葛亮、庞统、尹默，以及服务东吴的潘浚。但在当时，襄阳的确称得上是群贤毕至，人才荟萃。
但无论刘表如何努力经营，襄阳的安定平和，注定只是一种假象。挡在征途上的襄阳，如果它的主人没有野心，那么它自己迟早是属于野心家的。
从公元208年的早春开始，全国南北就弥漫着动荡的氛围。在北方的邺城，刚刚平定乌桓归来的曹操，迫不及待地开挖玄武池，日夜操练水军，以备南征之需。在江南，孙权派周瑜出征江夏郡，杀郡守黄祖，“虏其男女数万口”，开始对荆州进行试探性的进攻。而在荆州内部，依附刘表，寄居樊城的刘备，礼贤下士，结交豪杰，日益坐大，随时有取代刘表的趋势。
不仅仅是外患渐起，更令人担忧的是内忧不止。这一年，刘表病重，而为了争夺继承权，长子刘琦和次子刘琮反目成仇，得到州内豪强外戚支持的刘琮获得了主动，刘琦不得已带领部分军队出走，驻守江夏。
风雨飘摇中的襄阳，终于汇聚齐备一切战争的元素。于是，这一年七月，曹操出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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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大军刚刚在南征途中，八月，刘表就因病而死，本已动荡不安的荆州局势更加复杂。孙权获知消息后，生恐荆州有变，立即派鲁肃以吊孝的名义，星夜兼程赶往襄阳观察局势。刘琮虽然在内部豪强的支持下，顺利继承了刘表的位置，但因曹操大兵压境，整日惴惴不安。
这个襄阳城的少主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样懦弱。当周围人劝他投降的时候，他还坚持说：“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乎!”但幼稚刘琮并不明白，对于周围这些荆州本土的豪强来说，曹操并非最可惧的人，投降曹操，不过是换个俯首称臣的对象而已，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一旦抗拒曹操，让刘备坐大，才是真正的末路。
而这也正是他们说服刘琮的借口，对刘琮来说，抗曹失败，是死路一条。抗曹胜利，刘备一定取而代之。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日降曹。
在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协裹下，刘琮派出了使者。还未到达南阳的曹操，突然接到乞降的文书，开始并不相信，但手下谋士的一番分析，又让他打消了疑虑。
襄阳，这座固若金汤，易守难攻的城池，就这样轻易落入了曹操手中。胜利来得如此容易，以至于几个月后，当周瑜的部将黄盖发出投降信后，曹操也很快就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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