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始终是皇帝中的楷模，重用贤才，广施仁政，尤为著名的是善于纳谏——这种“从谏如流”的品质，现代高官都不容易具备，何况“家天下”的封建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已成为千秋功业的代名词。李世民，在史册里就是光辉灿烂的“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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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的强大、繁盛，有口皆碑，有目共睹;可惜，但凡血肉之躯，都有难以逾越的局限性。晚年的李世民一点一点“变坏”了，肉眼凡胎的生物性暴露无疑。
《新唐书》、《旧唐书》都记载了文德皇后长孙氏，曾怎样拐弯抹角地哄骗盛怒之下的李世民。因为魏征多嘴多舌，处处制肘，皇帝感到不舒服，甚至在背地里恼羞成怒，一边骂街，一边动了杀机。若非乖巧的文德皇后拽出“明君贤相”的“高帽儿”来拍马屁，恐怕魏征早就做了刀下鬼了。
由此看来，李世民并非心甘情愿地“纳谏”;骨子里却满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货色。常说“屁股决定意识”——有什么地位，就是什么脾气。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的兽性。皇帝主宰世间升沉，他们才不愿意找几个自以为是、指手画脚的“干爹”供着呢。
李世民身边能够直言的大臣不下三十多名，尤其是魏征，先后写了十多万字的意见书，涉及事务多达两百多件。即便如此，仍不免热脸贴上冷屁股，魏征明显地觉察到，皇帝变了，“渐恶直言”。贞观十二年三月，李世民亲御两仪殿，魏征毫不客气地说:“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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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李世民根本就听不进去，他变本加厉地以我为中心。他一意孤行，建飞山宫，刚开始就警告群臣:“若不为此，不便我身。”并且为自己狡辩道：“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翻译过来，无非是说，老百姓都是贱骨头，应该给老子当牛做马。这简直是强盗逻辑，明摆着，叫满朝文武乖乖地闭嘴。
谏臣刘洎官拜门下省侍中。贞观十九年，李世民怀疑刘洎背后褒贬自己，便抓了个“谋执朝衡”的罪名，逼刘洎自杀了。
最耗费民脂民膏的无非两件事：一，大型土木工程;二，连年战争。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倾举国之力征讨，也没什么不合适。但是，大兴土木，只为一人声色犬马，就属于贪暴行为了。李世民恰恰乐此不疲。他亲自抓基建，在长安、洛阳等地，营造规模宏大的宫殿。
李世民偏偏要打破常规，不但过问史官记述的内容，还暗示他们“秉笔直书”。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极为跌份儿。司马光痛斥这件坏事，他认为，心虚的李世民强索起居注，给唐朝后来的皇帝开了个恶劣的先例。这种举动，连小老婆武则天都撇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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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晚年，最新于“延年之药”。每个人都有长生不老的梦想，何况皇帝?可惜，他太虚弱了，病情不断恶化。649年孟春时节，终于不治身亡，享年52岁。在盛唐的钟声里，一个时代悄然谢幕。
李世民28岁登基，在位23年，文治武功，千古罕有;可惜，晚年坏得太厉害，甚至到了荒淫的境地。当然，这只是伟大人物“灰色的一面”，并不防碍李世民的贤明、德政，也不会抹杀他的历史贡献。人，就是这样是是非非，一人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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