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官员出门时必须要有专门的轿子坐，这也算是身份的一种体现。可是偏偏有人还不爱好这个。著名的诗人王安石在做官期间，就不喜欢坐轿子四处走。这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他有这样的习惯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号半山，逝世后追谥号“文”,世人称其为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小字獾郎，晚年封荆国公，汉族，世称临川先生又称王荆公，江西临川(今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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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子古称肩舆，这种用人来抬人的交通工具，在《史记·夏本记》中已有记载。但在远古，轿子只是非常有身份的人在非常必要的时候(譬如大禹治水走遍全国)才偶一用之。汉唐之际轿子仍不常见。
我们从史书上可以看到，即使是高官贵族也还是骑马或乘坐马车。到宋代轿子就相当普及了，当官的通常都坐它。轿子的鼎盛时期是明清两代，无论是谁有钱都可以雇到，不过轿子的“级别”是有严格的贵贱之分的。
然而，宋代也有少数高官是不肯坐轿子的。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这样的人。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载：“司马温公为西京留台，每出，乘马，或不张盖，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谓曰：‘公出无从骑，市人或不识，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识耳。’王荆公辞相位，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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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二公之贤多同，至议新法不合绝交，惜哉!”邵伯温少壮之时是坚决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但是他对王安石的品格道德仍然是尊重的，在他晚年写笔记时可能已进行了反思，书中对保守派也作了批评，并认为某些具体问题(如差役、雇役之争)双方都有错误。因此，这本书的有些部分应当是比较客观的，更可贵的是保存了很多有关北宋末年变法与反变法的珍贵史料。'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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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原来王安石是这样不肯坐轿子的，还真是名人怪事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习惯。这有趣的一个故事，也算是为历史添上一抹亮丽的色彩。如果后人在翻看史书，也不会觉得古人呆板无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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