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乾隆西巡五台山，返回京城时驻跸保定。早已退休解职的原大理寺卿尹嘉铨得到了这一消息，虚荣心作祟，想参加接驾盛典。可接驾的名单中没有他的份。这个尹嘉诠绞尽脑汁想要参加，思来想去，想到了自己的父亲，道学家尹会一，自以为找到最高妙的理由，于是便草拟了两份奏折：一是请谥号;二是从祀。他自以为是一箭双雕，要是得到皇帝恩准，不但自己捞得一个孝子名声，还能风光一把。写好这两份奏折之后，他让自己的儿子将折子向上呈送，在家里美美的做开了他的清秋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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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看到了尹先生这两份完全是从自己私利出发的折子，立时十分恼怒，提起朱笔，批上：“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乾隆圣喻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警告这位尹先生叫他老老实实“安分家居”着，他为自己老父请求谥号“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再妄想就是“罪不可逭矣”。一般人到此，恐怕早已经出一身冷汗，庆幸老虎没有张开血盆大口咬下来，那样定已身首异处了，要做的事情就是连连祷告“阿弥陀佛”，赶紧夹着尾巴一边躲着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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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位尹先生也不知着了什么魔，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以“古稀老人”自称，又给乾隆上了一道折子，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芝麻没得到竟然要西瓜了。乾隆帝看到这样的折子，估计脸色都得气绿了，勃然大怒：“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圣喻下了，这就好办了。承办官员各尽所能绞尽脑汁罗织罪名，给尹嘉铨扣上“大不敬”、“假道学”、“伪君子”等等罪名，其中最不可饶恕的罪名是“古稀罪”。因为，天子乾隆早就昭示天下，他是“古稀老人”。天子占了的称号，那是庶民百姓不能摸边的，普天下无论人名、地名哪有不避讳的。这位尹先生真是吃了豹子胆，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敢自称“古稀老人”，争夺天子的风雅，真是活的不耐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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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就悲剧了，这位仁兄最终还是光荣地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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