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为中国奠定了怎么样的国家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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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天子论”对汉武帝以及第二纪华夏亦影响深远。“天子论”首先强化了“天朝”之“先天优越感”——“华夏中心论”。中国的皇帝作为天的儿子受命于天，除了领有中土直接统治之外，天下的其他地方也全归他统驭和教化，是为天下共主。
然而，接下来“天子论”中还有“怀柔远人”之经。此经催生的则是“自成一统”世界观，为中国确立的是“内向”而非“外向”的志向——华夏是天朝大国，蛮夷是不化小国，大国要对小国施之以礼，不欺压和威胁小国的生存。因而汉皇要推行“尚德抑武”，以道德感化外邦，来表达自己仁慈的胸怀。
这种“大国气质”简而言之，就是“内敛”二字。对外邦“尚德抑武”“抚而不治”，其实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而未受儒教洗礼的华夏，不是这个样子。虽是国中之国，但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五霸”还是“七雄”，都是以“干涉他国内政”为常事。譬如五霸之首齐桓公，众小诸侯都依附于他，他是这些小诸侯的保护神。用今天的话说，齐桓公充当了“世界警察”。
因为儒家“内敛”之经自律了天朝的手脚，“第二纪华夏人”的张力加上了限制级，所以，之后的中国汉族中原王朝，鲜有征服他国的气魄与记录。
好在，此时兵家还受推崇，汉民族血性尚存。中国虽间或外患困扰，但大都能从容应付，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占据上风。初生华夏汉魂承“铁血”余勇，携儒家五常五品，推动“第二纪华夏人”，向着“尊王攘夷”的“正统大道”阔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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