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精神医学不发达，对心理疾病缺乏了解。因此，对某些人暴戾乖张的行为，常常用性格偏执，缺乏修养来解释，极少有人能想到这也是一种精神病变。用现代观念来看下面这桩奇案，就不难得到一个答案：晚年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心理上肯定出现了一些问题。
在明太祖晚年编撰的特种刑法《大诰三编》中，记录了这样一件奇案。此案之所以称为奇案，是因为朱元璋对此案的处置方法与众不同：医生王允坚私售毒药事发，朱元璋便命他服下自己配制的毒药，待毒性发作后，又要其交待解毒之方;并用粪清兑凉水为其解毒，直至次日方枭首示众。在“服毒及其反应”的测试中，年老的朱元璋反而更像一个一丝不苟的科学工作者，他不但认真地记录了服毒者在神态上和生理上出现的种种异常反应，还高度关注其临近死亡时的心理活动。整段文字描述得绘声绘色，以致朱元璋事后回忆时，仍是那么兴致盎然，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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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上案例来分析朱元璋的晚年心理，使人感觉到，这个以铁腕治理着大明天下的布衣皇帝，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其行为也让人觉得越来越反常了。究其原因，是因为晚年的朱元璋产生了越来越重的幻灭感。这种幻灭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随着老年的到来，朱元璋突然间意识到了“帝力之微”的无奈。譬如：他用重典治国，用铁腕反tan，而且一度坚信只要大明王朝按照他所确定的轨道运行，就一定能“复先王之治”，自己就能成为一个超越前代的成功帝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显然不那么乐观了。而且不止一次地感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我这般年纪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甚至故意贬低自己是“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这样悲观的情绪发生在自起兵以来就一直顺风顺水，登基后又以天纵之圣自居朱元璋身上，是不可思议的。
太子朱标的早逝，对朱元璋原本强悍的心理不能不说是致命的一击。他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召见群臣，一边大哭，一边悲叹：“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在群臣面前大哭，毫不遮掩地表现出自己软弱的一面，这对于朱元璋来说也是罕见的。
太子死后，衰病中的朱元璋下诏征求善于预测未来的术士，“试无不验者，爵封侯”。一个向来迷信权力的人，突然变得如此迷信命运，这说明支撑朱元璋强悍的内在根基已经动摇了。对于一个处在迷茫之中，又突然失去方向感的人来说，是最容易因被焦虑所困扰而变得喜怒无常，暴戾乖张的。折磨晚年朱元璋的，不仅仅是幻灭感，还有一种因患得患失而产生的忧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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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明太祖希望，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打下的朱明江山能够世世代代传下去，因此，沉重的江山就背在了明太祖的身上。虽然他相信，在他有生之年，无人能撼动这座大厦的根基，但在自己撒手西去以后呢?由于皇太子早逝，他选择的是太子的儿子朱允炆做皇位继承人。由于皇太孙的年幼柔弱，这就更加重了朱元璋担心江山在他身后一朝易主的心理负担。
于是，为了确保朱家天下不被易主，朱元璋必须与时间和死神赛跑，抓紧做好最细致的防备工作。一方面，他除了起早贪黑，废寝忘食，为确保江山无虞而争分夺秒地工作外;还要为了清除隐患，不惜大开杀戒。另一方面，朱元璋也清楚的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在有生之年，替后代把危及朱明江山的所有漏洞都堵上。这就使得年老的朱元璋愈发焦躁不安了。
在幻灭感和忧虑感的双重重压下，晚年朱元璋的暴虐与攻击性达到了极致。他对臣属方信又疑，才赦复罪，让人不知所措;就是其嫔妃，即诸王子的母亲，也常常会成为其发泄异常心理的对象。据清人查继佑的《罪惟录》记载：在御河中发现一堕胎婴儿，朱元璋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怀疑是楚王朱桢之母胡充妃所为，乃亲自处死胡充妃，并弃尸郊外;楚王来朝，哭求母尸而不得，只得到一条练带归葬于王府。鲁王之母郭宁妃、唐王之母李贤妃、伊王之母葛胡妃，竟在朱元璋的一次暴怒中同时被杀，三具尸体装在一个大筐中，埋于太平门外。待朱元璋怒气平息，想用棺木重新安葬时，尸体早已腐烂得无法辨认，只得堆了三个坟丘算作三妃墓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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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在记述朱元璋的晚年生活状态时，有这样两句：“中夜寝不安枕”，“四夷有小警，则终夕不寝”。一个时时担心江山易主，时时处于高度紧张，稍有风吹草动，就彻夜不眠，惶惶不可终日的老年皇帝，怎么可能不产生心理变态呢?而这种变态的心理，往往会驱使他去用一些常人难以理喻的暴虐行为来纾解他的焦虑情绪，从而得到某种病态的心理满足。就像亲自观看服毒者的垂死挣扎一样。
一个一生都在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和手中的权力，而不懈努力的皇帝，在幻灭感和忧虑感的重重压力之下，怎能不会变得喜怒无常，暴戾乖张，甚至逐步发展到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变异呢?由此想来，对于晚年朱元璋一些有悖常理的怪戾行为，除了憎恶以外，往往还会使人生出些许的同情和怜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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