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典妻并非是罕见的事情。清代，浙江宁波、绍兴、台州等地，就流行典妻这种风俗。其间的情况也较为复杂，有把妻子典与他人，取得约定的一笔款项，期满后还要拿出钱财来赎回的，有的期限长达五年、十年。有的女子在外生育儿女，以至于后来难以分辨哪是她原来的本夫了。也有如柔石所写的，短期出典，为人生育，到期领回的。无独有偶，清代甘肃也有租妻之俗，有记载说清代雍、乾时期，就流行这种风俗了。其中有长期典租的，也有临时典租的。有的人家因贫无力娶妻而又希望有后代，于是向人租妻，租妻时立契约，写明期限，或二年、三年或以生育儿子为期。到期后，原夫家立即“促回，不能一日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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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作家柔石曾写过一篇题为《为奴隶的母亲》的小说，其中情节已为人们所熟知了，秀才、地主妻子不能生育，租来穷苦人家的妻子“春宝娘”作为临时妻子，租期到为秀才生了儿子为止。作者以凄婉的笔调，从“春宝娘”的角度，写尽了人间的悲伤。
历史上，典妻并非是罕见的事情。清代，浙江宁波、绍兴、台州等地，就流行典妻这种风俗。其间的情况也较为复杂，有把妻子典与他人，取得约定的一笔款项，期满后还要拿出钱财来赎回的，有的期限长达五年、十年。有的女子在外生育儿女，以至于后来难以分辨哪是她原来的本夫了。也有如柔石所写的，短期出典，为人生育，到期领回的。
无独有偶，清代甘肃也有租妻之俗，有记载说清代雍、乾时期，就流行这种风俗了。其中有长期典租的，也有临时典租的。有的人家因贫无力娶妻而又希望有后代，于是向人租妻，租妻时立契约，写明期限，或二年、三年或以生育儿子为期。到期后，原夫家立即“促回，不能一日留也”。(清)赵翼：《簷曝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6—77页。短期典租的，则多半是临时性的，如外来的生意人、旅游、过路者，出资以后，就可以与租来的妻子同居了。在约定的期限内，多半是居住于原夫家中，客至，原夫要回避。一旦到了约定期限，原夫和女方就不会同意再与客人同居，即使是典租期间与客人感情很好的女性，也不会同意继续同居;如愿出资续租则又另当别论。这种情况与江苏等地的“赶店”之俗颇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赶店多是一次性交易，是交通要道地方，以家中妇女招待过往客商的办法，而甘肃等地的典妻则有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并订有契约。
甘肃等地还有一种兄弟合娶的“共妻”现象。当地婚俗，兄死弟妻其嫂，弟死兄娶弟媳，为常见现象，与少数民族中的“转房”制相似，其婚姻中惟同祖者不得婚，没有其他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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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弟弟不同意娶嫂子，嫂子还可以吞房灭伦之罪在宗族中控告他。另一种情况是，在家庭贫困的情况下，兄弟数人共娶一个妻子。兄弟们平等，都是这一女子的丈夫，轮流与女子共宿，如果白天与其共宿，则把一条裙子挂在门口，其他兄弟就知道回避了。所生的子女，大的作为长兄的后代，以后所生，依次归各兄弟。
甘、陕等地，还有一种“招夫养夫”风俗。多数情况下，由于女子的丈夫出现伤残，失去了劳动能力，其妻另外招一男子与其同居，所招男子要负责养家，包括赡养女子的丈夫及其子女。女子与新招男子所生子女，则有两种不同情况，有的地方，所生子女仍属女子原夫所有，有的地方也有归女子生父的。
至于有些地方，一女先后嫁于多家，然后逃跑回家的，当时就称为“放鸽”，实际上是一种以婚骗财的伎俩，与婚姻习俗本身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了。放鸽子，上海称为“放鹁鸽”，也有放成黄鹤，一去不返的故事。
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1载：上海北乡有黄姓，娶妻李氏颇有姿色，黄贫无以为生，与李氏合谋“放鹁鸽”，把李卖给了曹氏。第三日，黄到曹家，想携李氏逃走。结果李氏不仅不走，还声称要在曹家人面前揭穿他的阴谋。黄不得已，仓皇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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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婚俗，都是典型的汉族地区发生的情况。有研究者认为，发生此类情况，多属清代移民较多的地区。由于新移民区条件艰苦，传统的约束较少，才发生了此种婚俗的变异。如东北地区的“拉帮套”，与上述招夫养夫情况基本一样，就是产生于移民社会中的。但是，浙江的宁、绍、台地区，陕西的汉中地区，及甘南地区有些地方，并非清代移民很多的地方，产生特殊婚俗当与移民问题关系不大。比如典妻，多数情况下还是为了要生育后代，它表明在所有中国传统社会的各项婚姻原则中，生育是一条最重要的原则，为了达成生育之目的，其他原则，如女子从一而终的原则等，都要让位于生育这一原则。例如，广东嘉应州有一种婚俗，叫做“等郎嫂”，指的是当地尚无儿子的人家，也娶个童养媳来养着，等待儿子的降生，有时甚至要等上十年八年家里才生了儿子，故有“等郎嫂”的称呼(清)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10，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6页。。此类婚俗也与当地人口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有关。
对于汉族历史上的此类婚俗变异，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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