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愤然喊出：“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因此，他立志反元、反腐。

　　不少有关民主法治、反腐倡廉的文章中谈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的文章以朱元璋为例，谈论我国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我也想从朱元璋反腐与搞腐的经历中，谈谈看到的几个问题，也许对反腐倡廉有一些参考作用。

　　一、朱元璋铁腕反腐

　　朱元璋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很小就给地主放牛。1344年，他家乡安徽凤阳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虫灾、瘟疫。朱元璋的“父母兄相继死于旬日之内”。十七岁的朱元璋无依无靠，就到附近的皇觉寺当了和尚。不久，寺庙打发他以“化缘”为名去乞讨。在三年的“游方僧”生涯中，他走遍了安徽、河南许多地方。亲眼看到元朝末年贪官污吏夺取民财，强占民女。广大农民被田赋、徭役盘剥得背井离乡，死在路上。他愤然喊出：“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因此，他立志反元、反腐。

　　1、整饬军纪

　　朱元璋二十五岁弃僧从戎，投到以郭子兴为头领的反元部队——红巾军中。

　　在郭子兴部队的基础上，逐渐招募了很多农民，还通过招降、俘虏、规劝等方法，收编了许多元朝官军和其他反元集团的人。他们大多是农民出身，受过元朝官、兵和豪绅欺压，有反元的积极性，但农民意识严重，生活散漫，自私自利。这支部队在郭子兴死后由朱元璋率领，南征北战，屡立战功。许多将领和士兵就出现了居功自傲、违法乱纪现象。特别是来自元军和其他反元集团的人，原来就纪律很差，归顺以后恶习未除，一有战功，就有恃无恐，肆意横行，强占民财民田，霸占民女，嗜酒妄杀。面对这种现象，朱元璋就把整军当做反腐的当务之急，狠抓不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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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一月，朱元璋受郭子兴之命初任“总兵”去增援和阳。先到和阳的是郭子兴的内弟张天祐。张入和阳“暴横多杀人”，把女人集中起来，准备带回滁州。朱元璋赶到和阳，就严整军纪，放归女人，使家人团聚，“人民大悦”。

　　以后，朱元璋取太平，据金陵，以至以后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中，无数次大整军纪。

　　朱元璋治军整军的特点是狠抓将，继抓兵。他派将出征以前，都告诫将士：征战并非为“略地攻城”，重要的是“平祸乱以安民生”。“城下之日，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

　　朱元璋发现将领有问题，就严肃处理。他曾对徐达、常遇春等将领说：“闻尔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势骄姿，逾越礼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宁不为其所累?”朱元璋严诫诸将，将官也严管部下。

　　朱元璋治军整军的另一特点是“言到法随”。取太平以前，朱元璋就令人写好“戒戢军士”的榜文，一入城，便将榜文张贴出去。有士卒欲行“剽掠”，一见榜文，“愕然不敢动”。有一名士兵违令而行，被斩首示众。此后，全城“肃然”，“人心悦服”。

　　朱元璋治军的再一特点是赏罚严明。洪武三年(1370)大封功臣时，他对那些论战功该封高一级爵位，因有违法乱纪行为的人，如汤和、赵庸等四人，封了低级爵位。而对那些不自私贪财，服从调迁的人，如李文忠、邓愈二人，则封高级爵位。

　　正因为朱元璋严格治军整军，他的军队纪律严明。史载：取镇江，“号令严肃，民不知有兵”。下婺州，“民皆按堵”。入南昌，“军令肃然”。武昌降，“士卒无敢入城，市井晏然”。其后攻杭州、苏州、大都等，都有类似的记载。

　　开国以后，针对武将干预地方事务的作法，他下令：“民间词讼，虽事涉军务者，均归有司申理，毋得干预”;“遇有造作，……其合用物料，并自官给，毋擅取予民。”不许军人干预地方政务，不许军队直接向居民征用器物，就有效地从源头上避免了军队的腐败现象。

　　2、严以治吏

　　在整饬军纪的同时，朱元璋更加关注政府官员的反腐问题。

　　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逐步建立了各级地方政权，其官员多是留任的元朝官吏，腐败恶习严重地沿袭着。朱元璋说：“元朝之所以失天下，就在其官吏贪得无厌，……然此风流传至今，未有遏制，如蝼蚁蝇蚋本性难移一样，贪官污吏随处皆是，不思悔改。”面对官吏“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的腐败现象，必须整饬政纪。

　　朱元璋整饬政纪并非只是严惩和诛杀。他还在选拔培养适用的官吏，对官吏进行防腐反腐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随着官吏的自然减员和对贪腐官员的处理，需要补充大量新人。朱元璋通过官员举荐、建校培养和科考三种方法选用新官。新官上任前，朱元璋给予明确的宣示。一次，他对新授的234名郡县官员说：“予今命汝等为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赋为尔等俸禄，尔当勤于政事，尽心于民。……毋或尸位素餐，冒贪坏法。”洪武十年，他对新上任的官员说：“国家俸禄如井泉，汲而不竭”，如果谋取赃利，虽然积钱满屋，一旦事发就被处理。你们应该以贪官被整肃为借鉴，“勉于为善”。朱元璋还主持为新官编著《授职到任须知》，说明到任后要做什么，怎么做，不能做什么。真可谓善言相劝，细心指教。

　　朱元璋鉴于元朝法律的“宽纵废弛”，就在正式建国的前一年，命中书省以唐律为蓝本，制订《明律》。以后又根据新的情况和实践经验多次进行修改，洪武三十年(1397年)重新颁布的《大明律》，对反贪腐的条令规定得既简明，又严厉：犯赃多少，给予什么刑罚，一清二楚。这对可能犯腐者有明显的警示作用，对官员执法、人民举报有很强的依据性。

　　官吏是执法者，又是恃权犯贪的高发群体。因此，使他们知法，懂法，不敢以身试法，是非常必要的。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令工部制作“铁榜”，对公侯功臣违法乱纪的行为制定了严厉的惩处措施。他还主持编著了《资世通训》、《臣戒录》、《诸司职掌》、《责任条例》、《醒贪简要录》、《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阐明法规和对于官员的要求以及处理贪官污吏的案例，要求官员学习、遵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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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从严治吏，朱元璋逐步建立了考核制度，由吏部和督察院共同执行。他对掌管纠察的官员说：“你们应当正己率下，忠勤事上，不得委靡因循，纵奸作恶。亦不得假公济私，蠹政害民。”他派大臣到各地考察官吏，还亲自接见各地朝觐的官员，对于他们的表现给予评定，并施以奖励或处罚。他让乡绅监督官吏，让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年终之时，赴京面奏，他承诺“一定凭其所奏，奖善去恶。”

　　在用种种方式宣示法令，用种种方式进行监督的情况下，贪腐现象还是煞不住。弄得朱元璋连声哀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指被处死贪官的尸体--笔者注)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有鉴于此，朱元璋就进一步加大了惩治力度，对于犯有贪腐罪的人，不论是皇亲国戚，权臣勋将一律严惩。马皇后是朱元璋同甘共苦的结发妻子。她的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附马都尉欧阳伦，运私茶牟取暴利。朱元璋令他自尽。朱元璋亲侄朱文正恃功骄纵，夺人妇女，他要依法处置，因为马皇后苦谏未杀，遂罢官，安置凤阳为先人守护坟墓。后来因为逃跑，被朱元璋赐死。朱元璋儿时的放牛伙伴，引导他参加红巾军的同村好友汤和的姑夫，隐瞒田地不纳税，被朱元璋处死。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出镇广东时收受贿赂，枉法纵囚，并诬告他人致死，被召回京城，在朝堂上被鞭死。朱元璋取金华时，因缺粮严禁制酒，大将胡大海的儿子伙同他人犯禁，朱元璋下令处死，有人劝说：“胡大海正领兵攻绍兴，可以本官之故饶他。”朱元璋发怒说：“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我号令!”自己抽刀把那几个人杀了。

　　朱元璋严以治吏，却宽以治民。洪武六年，江西有商民破坏盐法当处死，洪武十七年，陕西都司捕获140名贩私茶者，当死。朱元璋说：这是“愚民无知犯法”，“不过为贪利耳，初无他心”，令免死罚作苦工或谪戍外地。

　　严治吏，宽治民，是朱元璋治国的一大特点，他的另一特点是，严惩贪腐，宽治政务性过错。他曾下诏：官吏在“三过”(三次犯有过错——笔者注)之内都给以“自新”机会，甚至允许有罪官员戴着脚镣继续做官理政，而对于有贪腐行为的官吏，则严惩不贷，决不轻饶。

　　3、洁身自好，严诫家人

　　朱元璋牢牢记着儒士范祖干投奔他时讲过的话：“帝王之道，从修身齐家开始，才能治国平天下。”他深知作为开国皇帝的“修身”，对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君主所好，关系甚重。惟有躬行节俭，才足以养性。如果崇尚侈靡，必将丧失德性。”“上能崇节俭，则下无奢靡。”

　　朱元璋一生比较勤俭。下属官员把缴获陈友谅的镂金床送到南京，朱元璋说：“以一床工巧若此，其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靡，焉得不亡?”“即命毁之”。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天下府州县官要朝觐新皇帝，朱元璋制止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要在安养生息。”潞州要进贡特产人参，金华要进贡香米，西番酋长要进贡朱元璋爱喝的葡萄酒，回回商人要进贡香料，他皆阻止。

　　朱元璋由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封建皇帝，封建统治阶级固有的腐朽性，在他身上也反映出来。他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几千年来封建皇帝那套规制。所以，在宫殿、后妃、车马、乃至服饰、用具，大体上都沿用了旧的制度。但他在沿袭的前提下尽量因陋就简。如新建殿堂不准雕饰，不准建造供观赏游玩的亭台馆榭。皇宫内的空地，他命太监种上漆树、油桐树，收获的油漆供官用，减轻人民负担。历代皇帝用的各种车辆，都用金玉装饰。朱元璋下令车用木制，用铜代金。他不亲近戏剧歌舞，不饮酒作乐。每日饮食，多为粗茶淡饭，日用器物也尽量从简。

　　朱元璋勤于执政。他天未亮便入朝理事，早朝结束再吃早点，稍事休息，就批阅奏章，或博览群书。午后，再入朝，或批阅奏章，或与儒臣讲经论史，直到日落才回宫。晚上躺在床上，总要在脑海中重现当日所行之事：“深夜卧床难寐，便披衣而起，……思量天下之事，凡应当施行之事，便立即记录在案，待天亮后下诏执行。”他在吃饭时想起某事，便写纸条挂在衣服上，有时挂很多纸条，他诙谐地称之为“鹑衣”，意即像鹑鸟长了许多羽毛。

　　朱元璋很重视教育子孙。他以自己的经历和榜样做表率，教育子孙勤政廉政。他聘请名儒担任教师，传习经史礼仪和“民间稼穑”、“古往成功之迹”。他带着长子朱标，“遍历农家”，察看农民的居处饮食，并对朱标说：“凡居处食用，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苦于饥寒。”他见几个儿子在宫中一块菜地旁玩耍，便说：这块地可以建亭台楼阁供你们游玩，我却令内使种上菜，为的是减少农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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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还先后颁布了《昭鉴录》、《永鉴录》、《明皇祖训》，要求子孙持守保身，还规定不许立丞相，不许宦官、后妃干政。尤其重要的是规定分封的亲王“不裂土、不临民”：番王不能搞独立王国，也不允许他们参与地方的行政管理。

　　分封的亲王如有不端行为，朱元璋就严厉批评。他指责秦王“荒淫逸乐，罔兴土木，阉割幼男，苦害宫人，滥杀无辜”;周王“夺生员已定之亲”;齐王“擅将民间女子入宫，不用者打死，烧成灰”;潭王“施用鞭刑打死典簿一员，用铁骨朵打死典仗一员”;鲁王“将百姓和军家的小孩拿入宫中阉为火者(即奴隶——笔者注)。”朱元璋还对有的亲王给予取消护卫的处罚。

　　洪武二十五年，朱标病故，立朱标的长子十五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又对太孙进行精心培养。他对太孙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在大将蓝玉案中，朱元璋把能征善战的将领几乎杀光了，就对太孙说，现在没有人能威胁你了;我又分封了你的叔叔们做番王，如果北元要来进犯，“诸王御之”。太孙问：“虏不靖，诸王御之”，如果“诸王不靖，孰御之”?朱元璋反问太孙：“汝意如何?”太孙胸有成竹，说：“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太孙把一步接一步的对策讲得清清楚楚，朱元璋放心了，说：“是也，无以易此矣!”

　　接受历史上后妃干政、外戚专权、内臣骄横、宫内侈奢的教训，朱元璋制定了管理后宫的制度和办法。他说：“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恩宠或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洪武五年六月，他命工部制作铁质金字红牌，上面镌刻对后妃的戒谕之词，悬挂在宫中，让后宫女子们遵守。他规定：后妃们的衣食之费、金银币帛、器用百物，都要向皇帝申请，得到批准后，依照严格手续领取，违者处死。由于朱元璋的严厉管教，后妃们比较勤俭。马氏身为皇后，仍督率宫女做针线活，早起晚睡，从不懈怠。她们做活剩下的零头碎布，留下来做缝补之用，或做成小件，送给孤寡老弱病残之人。其平常生活只求“衣取适体，食惟适口”，吃穿都很节俭。

　　朱元璋对太监的管理和使用，也有一定规制。

　　朱元璋执政中后期，也有侈风日增的趋势。如征召浙江、江西等地无夫并自愿入宫的年轻女子入宫;增设内使人数;诏令亲王用具原来用银者，“悉改用金”等。不过，洪武朝尚无出大格，既无后妃、外戚干政，更无宫人横行。

　　由于朱元璋铁腕反腐，严于修身齐家，在他执政的洪武朝，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吏治比较清正廉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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