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时翻阅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版四川《江油县志》，发现县官和县吏工资收入差距特别大，县吏工资收入十分微薄。
据《江油县志》记载，那时县级政府中，被称作官的，仅有知县、巡检、典史、教谕和训导等四五人(大多数县未设巡检司)。知县年俸45两，加养廉银600两，计645两;巡检年俸31.52两，加养廉银90两，计121.52两;典史年俸31.52两，加养廉银80两，计111.52两;教谕、训导年俸各40两，这二位文教官员也许是没有腐败的条件，而没有养廉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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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衙分设快、皂、壮“三班”和吏、户、礼、兵、刑、工等部门，加上巡检司、典史署和教谕、训导署“四大班子”，共有衙役77名。除8名“民壮”(重体力劳动者)和6名弓兵(技术兵)每人年薪8两外，其余63名占衙役总数82%，每人每年仅有6两，这些人包括门子(门卫)、皂隶(警务人员)、马快(特警)、仵作(法医)、轿伞肩夫(服务人员)、禁卒(狱警)、铺役(邮差)、仓夫(粮食保管)和膳夫(炊事员)等9个工种，不分科、股级，不讲工龄长短、技术高低、文凭和贡献大小。
两三千年来，中国内部市场向来有“一米压百价”之说，政府控制以外的物价都随大米市价的波动而波动。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五月二十七日，苏州府织造(相当于中央直属纺织局长)李煦奏报皇上说：“至于米价(每石)一两三四钱不等”。这是在“鱼米之乡”，川北地区江油县应在每石1.5两左右。
县吏们一年的6两银工资当买4石大米。清至民国时期，大米每石300斤，4石为1200斤。如今江油普通大米每斤2元人民币左右，也就是说，清代江油县吏年工资相当于今2400元，平均每月仅200元。
近几年，江油民政给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人均每月补足210元，由此可见，清代江油县吏的工资，竟比现在的“低保户”还差一截，自己都难糊口，更何谈供养父母妻儿。
县太爷的折中办法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县吏们也绝不会饿着肚皮去执行公务的。据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六日川北地区潼川知府阿通先生一份书面报告说：“访查该县(三台县)词讼，一经准理，差役持票下乡，往往择肥而噬，不论案情之重轻，先讲差规之多寡，千方恐吓，万计刁难，必随其欲而后已。迨至押带人证进城投到，又有房书开单等项使费，种种弊端，悉难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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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县吏们除6两银子的年薪外，另外还有工作中的“规费”收入。这“规费”没有明文规定，没有定额标准，是一种按“潜规则”收取的“灰色收入”。收多收少，视当事人经济状况和差役们满意度而定，也可视为一种津补贴吧。
“汰之，则不敷驱使;去之，则民累难堪”，两难之际，阿通知府采取了折中办法，把过去实行了两百多年的“差规”公开化、合法化、数字化，制订出《三台县书差规费条规十八则》并刻在石碑上公示于大堂前，体现出办事收费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规费条规”规定：“寻常词讼一案，差役传唤，无论原、被告人数多寡，原告支给差头饭食辛力钱二千文(二两)，被告支给差头饭食辛力钱三千文”，“刑房送案开单，每案原告共给纸笔辛力钱八百文，被告共给钱一千文”，“寻常案件，刑仵下乡斟验，五十里以内者，原、被告各给夫马钱四百文，各给饭食钱二百文;五十里以外者，照里数加增，最远者以三千文为止”，“吏、户、兵、工、盐、仓、礼各房下乡斟查，原、被告给夫马饭食钱，均如刑房之数……”
粗略统计，仅民、刑案件每件各个环节收费至少17两银子。江油县照此大大降低了的标准收费，每年办案200件计收费可达3400两，再加上契税、公证、下乡检查等其他收费，估计有五六千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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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笔收入，从《江油县志》看，未纳入省、中央财政预决算上缴，三分之一用作办公杂费，余下约4000两作为77名衙役工资补贴，每人再分配五六十两是可能的。按当时中等生活水平每人每年需银10两计，一名县吏一年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的6两工资加上县财政补贴五六十两，供养五六口人是没有问题的。
这清朝时得工资也太少了些，难怪有这么多人选择贪污的道路。连肚子都填不饱，怎么为老百姓做些实际事情。所以对于清朝的这些贪污事，我们只能做一个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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