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人本来生活正常，忽然夫妻家人分离，男入“男馆”，女入“女馆”，还要上交所有财产，形同劳改，夫妻不得团聚，父母子女不能相见，毫无生人乐趣!这就是太平天国统治下南京人的真实生活。
发匪入南京后一段时间的作为，以江宁李圭着的《金陵兵事汇略》以及无名氏所着的《金陵纪事》较为翔实。
两位作者都经历了发匪攻占南京后的生活，虽然处处以“贼”称呼发匪，但笔下所记大都属实，都是亲眼目睹的亲身经历。现从二书中摘事例讲述如下。
南京百姓对发匪的第一印象就是言而无信。发匪刚入城时，谎称绝不杀人。只要百姓们向他们供献物品，他们会发给贡单，然后互不相扰。于是，百姓们就信以为真了，争着向发匪供献银、米、牲畜、菜蔬等，以求得贡单，贴在家门上，以保家人平安。不想，发匪看见谁家门上贴着贡单，反而进去搜索，因为这是乘其不备，相信这些百姓家里私藏着更多的物品。
开始，他们还不敢挨家挨户地搜索，因为怕里面有官兵埋伏，只是在路上遇到人先铐起来再说。过了几天，发匪贴出告示，命令人们进行正常贸易，不想店铺百货几乎都被掠空了，没有人响应。而后，又以查人为名，挨家挨户地搜括，命令壮男子听其驱使。哪家有私藏金银者，立即处以重刑。把妇女们都赶出家门，有的怀抱婴儿，背着行李，仓皇在道路上，惨不可言。
这些妇女有的自投江河，有的投子女于河。到了晚上，则露宿檐下。等到“女馆”成立后，女子全部进入“女馆”。
发匪将要分军进攻镇江、扬州，打算逼使壮年男性百姓数万登舟，做为前锋。城中百姓得知之后哗然，有的自尽，有的窃逃。发匪将领钟芳礼、周才太性情比较平和，怕一时使局面失控，就请求设立机匠馆、牌尾馆，让这些人在那里为发匪做工，于是就不必去战场送死了。以后，又设立杂行菜圃，杂行就是工匠，菜圃就是让人们在那里种植蔬菜，两处的劳工也有二万多人。
发匪对待那些强令在男馆与女馆生活的人们如同犬马。由于年轻力壮的纷纷逃亡，劳动力不足，就役使年老者，有时连年老病弱的人也不放过。
于是，伺机逃逸的人越来越多。在女馆中的妇女们也是在白天不停地奔走劳作，不得休息。发匪在湖北、安徽等地抢了大量的盐米，用船运到南京，停泊在仪凤门、旱西门外，有女官执旗驱赶百姓出城搬运，运入仓中。在沿途还命令童子军持鞭驱策搬运的百姓，行动稍缓慢的就被鞭打。
可见，这些被关在男馆、女馆中的百姓如同奴隶一般。由于非正常死亡与逃亡严重，各馆人数下降很快。但发匪也不断送入新“馆员”，以充实他们的基本劳工人数。
女人们每天都做着削竹签、担砖、挖沟、驼米稻、割麦豆秋禾等工作。发匪还令妇女们将裹成的小脚脱出缠足布。管理女馆的女百长在四更天就催促众妇女起床工作。女官出行时，也有伞、锣等物随行。在如此严苛的管理下，很难讲南京人民真正拥护“发匪”。扬州城内的发匪由于缺粮，就杀死老弱之人作为军粮。
发匪称库为“圣库”，兵为“圣兵”，粮为“圣粮”。在作战时，逢危急时，当官的就对士兵叫：“放胆，有天父看顾!有天父保佑!”以此愚弄人。湖南、广西人蠢笨，往往被其所骗。
江南人则比较明白，都不信其言。他们还说：“越吃苦，越威风。”还激怒清朝官兵说：“尔有十分命，只有一分胆;我只一分命，却有十分胆。”他们号称：战死的都是有本事的，人死了是值得庆贺的，因为死者的灵魂已升于天堂。
为了在意识形态上取得一致，发匪强迫人民改信“上帝教”。发匪传令，凡读书识字者都必须去诏书馆候命，否则就斩首，知情不报者同罪。于是，有几百人使来到诏书馆，为发匪撰写与抄写告示。
凡合发匪意的人，都被分配到各部门为书吏。他们编写天主书，教人们背诵。凡不能背读的人都要受到杖刑。发匪让人们在黄纸上写下誓语，礼拜，然后焚烧，称之为悔罪。那些赞语是冯云山所撰，各馆长率众人朝夕诵读，每天睡起及饮食前必须要默念“小子某同众小子跪在地下，敬谢天父上主皇上帝老亲爷爷”等语。他们认为：天父在七天内创造了天地山海人物，所以，诵读七天为一个赞期，谓之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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