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浩（1106—1194），字直翁，号真隐居士，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南宋中期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他以“老成谋国”的政治智慧、力主北伐的复杂立场，以及“一门三丞相”的家族传奇，在南宋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寒门贵子：从地方儒生到东宫教师
史浩出身于四明史氏家族，祖上四代未迁居，曾祖父史冀曾师从北宋庆历五学士之一的王致，家族以“八行高士”史诏为精神标杆。少年时期的史浩家境贫寒，却以“克尽孝道”闻名乡里。据记载，他与弟弟乘坐牛车时突遇牛发狂，危急时刻他一边安抚弟弟，一边冒险控制缰绳，最终化险为夷，此事成为其“仁厚”性格的早期注脚。
绍兴十五年（1145年），39岁的史浩考中进士，开启仕途。他历任温州教授、太学正、国子博士等职，逐步积累学术声望。绍兴三十年（1160年），史浩被任命为建王府教授，成为宋孝宗赵昚的启蒙老师。这段经历为他日后执掌中枢奠定基础——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他力劝高宗立建王为太子，这一关键建议使其获得孝宗信任，官至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
二、相位沉浮：北伐与和议的博弈者
隆兴北伐的决策者与反思者
隆兴元年（1163年），史浩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成为南宋首位非科举出身的宰相。他上任后立即为岳飞平反，并主张“固城自守”的防御策略，反对张浚贸然北伐。这一立场虽被王十朋弹劾为“怯战”，但实则源于对南宋军力的清醒认知——当时南宋禁军仅19万人，而金军常备军达40万，且占据中原战略要地。史浩在《论山东未可用兵》中直言：“兵者凶器，战者危事，须量力而行。”这种务实态度虽导致其首次罢相，却为南宋保存了战略回旋空间。
淳熙复相的改革者与争议者
淳熙五年（1178年），史浩再度拜相。面对殿前司强行募兵引发的京城骚乱，他力排众议，为被诬“谋反”的市民陆庆童申冤，展现出对司法公正的坚持。然而，其主张的“宽民力”政策（如减轻赋税、整顿吏治）与孝宗“强兵复国”的愿景产生冲突。淳熙十年（1183年），史浩以“年老多病”为由请辞，获封魏国公致仕。
三、政治遗产：家族荣耀与文化贡献
“一门三丞相”的家族传奇
史浩育有三子：史弥大、史弥远、史弥坚。其中次子史弥远在宁宗、理宗两朝任宰相达26年，侄孙史嵩之亦官至右丞相，形成“四世二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的家族盛况。这种政治影响力延续至宋末，史宅之（史浩之孙）甚至成为贾似道专权时期的重要幕僚。
文学与慈善的双重成就
作为词人，史浩创作了《鄮峰真隐漫录》五十卷，收录词作300余首，其《永遇乐·洞天》以“豺狼远迹，风波不作”暗喻对和平的向往，体现宋代文人词中常见的仙道主题。此外，他捐资设立“乡曲义田”，资助贫寒士子丧葬嫁娶，此举被乡人誉为“义举”，其画像与沈焕、汪大猷并列于庄所，成为地方道德楷模。
四、历史评价：功过交织的复杂镜像
史浩的仕途始终伴随着争议。支持者称其“老成忠厚，学贯经史”，如《宋史》赞其“持论稳重，皆老成谋国之见”；反对者则批评他“主和误国”，如王十朋曾弹劾他“结党营私，阻挠北伐”。现代史学界更倾向于将其置于南宋“守内虚外”战略框架下评价：他既非主战派眼中的懦夫，也非主和派笔下的奸臣，而是一位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的务实政治家。
史浩的一生，是南宋中期政治生态的缩影。他以寒门之身跻身相位，以儒学之道治理国家，既见证了隆兴北伐的壮志未酬，也经历了淳熙改革的昙花一现。其家族的兴衰与南宋的命运紧密相连，而他在文学与慈善领域的贡献，则超越了政治纷争，成为后世敬仰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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