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垓下之战是楚汉相争的终极决战，其历史地位堪比西方“滑铁卢之战”。然而，这场改写中国历史进程的战役遗址究竟位于何处——是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濠城镇，还是宿州市灵璧县韦集镇？这场持续千年的学术争议，不仅关乎地理坐标的确认，更折射出历史研究与地方文化认同的深层互动。
一、历史文献的双重记载：从《史记》到《辞海》的演变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但未明确标注具体方位。这一模糊性为后世争议埋下伏笔。
灵璧说的文献支撑：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将垓下标注于灵璧县城东南24.5公里处，其依据是《水经注》中“洨水（今沱河）北岸”的记载。
灵璧县韦集镇垓下村出土的秦汉时期铜箭簇、铁箭簇及楚蚁鼻钱等文物，与《史记》描述的战争场景高度吻合。
清代《灵璧县志》明确记载：“垓下在县东南沱河北岸，项羽败处。”
固镇说的崛起：
2009年版《辞海》将垓下改定为“今安徽固镇东北沱河南岸”，依据是民政部《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的行政区划调整记录。
固镇县濠城镇垓下遗址发现汉代洨县县城遗迹，其城墙夯土层中包含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陶片，证明此地曾为重要军事据点。
1965年固镇建县前，濠城镇属灵璧管辖，这一行政区划变迁为固镇主张提供了历史合理性。
二、考古发现的实证较量：从铜箭簇到城墙夯土
考古学为这场争议提供了关键物证，但两地发现均存在“双刃剑”效应：
灵璧的战场核心证据：
垓下村遗址地表散落大量陶器残片、砖瓦碎片，经碳十四测定为秦汉时期遗物。
1986年安徽省考古队在此发现直径超300米的环形夯土城墙，与《史记》中“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的突围场景形成呼应。
固镇的战略要冲地位：
濠城镇遗址出土的“洨县之印”铜官印，证实此地为汉代洨县治所，而洨县正是楚汉战争时期刘邦封韩信为齐王后的战略后勤基地。
遗址中发现的炼铁炉遗迹与《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洨有铁官”相符，暗示此地可能为汉军制造兵器的核心区域。
三、学术权威的立场博弈：从郭沫若到谭其骧的论战
20世纪中叶以来，史学界形成两大阵营：
灵璧派：
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强调：“垓下之战是楚汉战争的转折点，其战场中心应在灵璧沱河北岸。”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同样将垓下标注于灵璧境内，其依据是《元和郡县图志》中“垓下聚在灵璧县东南五十六里”的记载。
固镇派：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提出“战场扩散说”，认为垓下之战是持续数月的拉锯战，核心战场随战局移动，固镇濠城可能是项羽最后的营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8年报告指出：“垓下遗址应是一个包含主战场、后勤基地、指挥中枢的复合型军事聚落，灵璧与固镇的发现分别对应不同功能分区。”
四、地方文化的认同建构：从学术争议到文旅融合
这场争议已超越学术范畴，成为地方文化品牌竞争的焦点：
灵璧的“霸王别姬”IP：
灵璧县投资1.2亿元打造“垓下之战文化旅游区”，复原“十面埋伏”战场场景，并推出《霸王别姬》实景演出。
当地“虞姬墓”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墓前清代石碑刻有“巾帼千秋”四字，强化了“英雄美人”的叙事传统。
固镇的“汉兴之地”定位：
固镇县以“垓下遗址”为核心申报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强调此地为“汉王朝崛起的地理起点”。
当地出土的“汉并天下”瓦当被作为城市标志，寓意“刘邦统一中国的起点”。
五、争议背后的历史启示：从地理坐标到文明记忆
垓下之战的地理之争，本质是历史记忆的塑造过程：
文献与实物的互补性：
灵璧的文物群与固镇的城墙遗迹共同构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垓下之战是一个覆盖数十平方公里的军事行动体系。
历史叙事的动态性：
正如《辞海》2009年修订所体现的，历史地名的认定需兼顾文献记载、行政区划变迁与考古发现的三重验证。
文化认同的多元性：
灵璧与固镇的争议，恰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历史不是客观真相的集合，而是集体记忆的竞技场。”两地通过不同叙事共同传承着楚汉战争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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