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皇室中，东阳公主作为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九女，其婚姻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折射出贞观至武周时期复杂的政治格局。这位生母不详的公主，因嫁入凌烟阁功臣高士廉家族，卷入皇权更迭与外戚斗争的漩涡，最终在流放中终结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一、联姻高氏：贞观朝的政治棋局
贞观十二年，东阳公主下嫁高士廉长子高履行。这场婚姻绝非偶然——高士廉不仅是长孙皇后的舅父，更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排名第六的重臣。他早年因得罪隋炀帝被贬岭南，归唐后成为李世民夺嫡的核心谋士，主持修订《氏族志》以打击关陇贵族，其政治影响力贯穿贞观朝。
东阳公主的联姻具有双重政治意图：
巩固秦王府旧部：高履行曾在秦王府担任千牛备身，这一武职需执弓箭宿卫，暗示其早年是李世民的亲信。公主下嫁既是对高氏的恩宠，也是对秦王府势力的进一步整合。
平衡外戚势力：高士廉作为长孙皇后的舅族，与长孙无忌形成外戚集团。东阳公主的婚姻既是对高家的拉拢，也暗含对长孙氏过度膨胀的制衡。
二、婚姻生活：从显赫到流放的转折
东阳公主与高履行的婚姻初期堪称美满。高履行袭爵申国公，历任户部侍郎、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等要职，其政绩获唐太宗手诏嘉奖。公主诞育至少三子，其中高琁墓志记载其父“秦府军直千牛滑州刺史”，印证高履行在贞观年间已身居高位。
然而，随着高宗朝权力更迭，这段婚姻逐渐被卷入政治风暴：
新城公主案牵连：唐高宗同母妹新城公主驸马韦正矩“遇主不以礼”致其暴薨，高宗迁怒韦氏家族。尽管东阳公主大儿媳韦氏与韦正矩隔了至少八代，仍被以“婚家”罪名贬至集州。这一事件暴露出高宗对长孙-高氏外戚集团的猜忌。
章怀太子案冲击：调露二年，章怀太子李贤谋逆被废，高履行堂侄高岐牵涉其中，高氏一族连坐者众。东阳公主虽未直接获罪，但家族势力的衰落已不可逆转。
武则天时代的清算：垂拱四年，武则天以“长孙无忌舅族”为由，削去东阳公主封邑，将其与二子高瑾、高琁（此时已病逝）贬至巫州。这一举措标志着高氏集团彻底退出权力中心。
三、流放生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东阳公主的晚年堪称悲剧。在巫州流放期间，她目睹了武则天对李唐宗室的系统性清洗：
政治孤立：高履行已于永徽年间因与长孙无忌亲累被贬永州刺史，其子高琁早逝于唐高宗时期，高瑾成为唯一随母流放的儿子。
生存困境：据《高瑾墓志》记载，公主在巫州“衣食不给，恃乞为生”，昔日尊贵的公主竟沦为流民，最终于长安元年病逝他乡。
历史评价：陈子昂在《上殇高氏墓志铭》中隐晦提及东阳公主的遭遇，称其“遭时之屯，身弃南国”，暗示这场政治迫害的不公。
四、历史镜鉴：皇权下的婚姻政治
东阳公主的命运揭示了唐朝公主婚姻的三大特征：
工具化倾向：从贞观朝的平衡外戚，到高宗朝的联姻制衡，再到武周时代的政治清算，公主婚姻始终服务于皇权需求。
风险与荣耀并存：联姻功臣家族虽能带来显赫地位，但一旦家族失势，公主往往成为首批牺牲品。
性别与权力的悖论：东阳公主试图通过讨好新城公主、推荐驸马等方式自保，却仍无法摆脱被权力机器碾碎的结局，折射出女性在男权政治中的脆弱性。
东阳公主的故事，是唐朝皇室婚姻政治的缩影。她的联姻、流放与死亡，不仅是个体悲剧，更是一部用血泪写就的权力教科书。当705年神龙政变复辟李唐时，这位公主已长眠于巫州荒野，她的命运成为盛唐阴影下最沉默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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