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蜀汉末代皇帝刘禅的统治生涯中，诸葛亮去世后的权力真空期成为其政治手腕的试金石。面对魏延、李邈、刘琰、杨仪四位重臣的挑战，刘禅以雷霆手段连杀四人，这一系列决策不仅关乎朝局稳定，更折射出这位“扶不起的阿斗”被历史低估的政治智慧。
一、诛杀李邈：为诸葛亮正名，稳固统治根基
事件背景：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后，蜀汉举国哀悼。时任安汉将军的李邈却上疏诋毁，称诸葛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其死是“宗族得全，西戎静息”的幸事。此言直指诸葛亮“权臣弄国”，暗合曹魏《春秋公羊传》中“五大不在边”的篡位预言。
刘禅的决策逻辑：
情感与政治的双重维护：诸葛亮对刘禅有“相父”之恩，其《出师表》中“亲贤臣，远小人”的谆谆教诲犹在耳畔。李邈的诽谤不仅侮辱诸葛亮，更动摇蜀汉统治合法性——若诸葛亮被定性为权臣，刘禅的皇位将失去道义支撑。
遏制投机势力：李邈原为刘璋旧部，投降刘备后屡次升迁，却因马谡案与诸葛亮结怨。其上疏本质是试探刘禅态度，若刘禅默许，朝中必有效仿者。刘禅果断诛杀李邈，向群臣表明：诸葛亮“鞠躬尽瘁”的形象不容玷污，蜀汉正统性不容置疑。
历史影响：此举稳固了诸葛亮留下的政治遗产，使蒋琬、费祎等丞相派得以顺利接管权力，为蜀汉延续29年国祚奠定基础。清代史学家周寿昌评价：“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二、处决刘琰：捍卫皇权尊严，终结流言蜚语
事件背景：车骑将军刘琰因妻子胡氏被太后留宫月余，竟怀疑其与刘禅有染，遂命五百士卒以履挞妻，致其毁容后逐出家门。胡氏愤而告官，引发朝野哗然。
刘禅的决策逻辑：
皇权不可侵犯：刘琰的指控直指皇帝私德，若不严惩，将引发“君主失德”的舆论危机。汉代已有“巫蛊之祸”的前车之鉴，刘禅深知此类流言对统治的致命性。
整肃元老派：刘琰是刘备旧部，资历老却无实才，仅靠排场和附和诸葛亮维持地位。其暴行暴露出元老派倚老卖老的弊端，刘禅借机处决刘琰，向朝臣传递明确信号：皇权高于资历，任何挑战君主权威的行为都将付出代价。
执行细节：
司法程序严谨：有司以“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定罪，强调刘琰行为违背人伦与礼法。
社会影响深远：此案后，蜀汉取消“大臣妻母朝庆”制度，彻底杜绝类似流言滋生土壤。
三、权力博弈背后的深层逻辑
刘禅的诛杀决策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对蜀汉政治生态的精准把控：
平衡派系：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存在丞相派（蒋琬、费祎）、元老派（刘琰）、荆州派（杨仪）、降将派（魏延）等多股势力。刘禅通过诛杀李邈、刘琰，削弱元老派影响力；处置魏延、杨仪，则化解荆州派内斗，为蒋琬、费祎执政扫清障碍。
维护统治合法性：刘禅深知蜀汉以“兴复汉室”为旗号，其统治合法性高度依赖诸葛亮树立的道德标杆。任何对诸葛亮的质疑，都可能动摇民心。因此，他必须以强硬手段捍卫诸葛亮的历史评价。
个人权威的建立：刘备去世时，刘禅年仅17岁，诸葛亮以“相父”身份辅政12年。诸葛亮死后，刘禅通过独立决策（如废除丞相制、设立尚书台）和诛杀重臣，逐步摆脱“傀儡”形象，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权威体系。
四、历史评价的再审视
传统史观将刘禅视为“庸主”，但现代史学研究逐渐揭示其政治智慧：
陈寿《三国志》：称其“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昬闇之后”，肯定其早期执政能力。
清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刘禅“委任相府而治”，是“君臣相得”的典范。
当代学者观点：刘禅在诸葛亮去世后迅速稳定朝局，其诛杀重臣的决策“看似残酷，实则必要”，体现了“权谋与仁德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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