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刘备以“为关羽报仇”为名，率五万大军东征孙权，却在夷陵之战中惨败于陆逊，导致蜀汉精锐尽失。这场战争不仅改写了三国格局，更引发后世对诸葛亮态度的争议：作为蜀汉丞相，他为何未在战前阻止刘备的决策？通过梳理历史脉络与战略逻辑，可发现这一沉默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政治博弈与战略权衡。
一、战略根基动摇：荆州失守与《隆中对》的崩溃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规划的战略核心是“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这一蓝图以荆州为北伐中原的跳板，与益州形成犄角之势。然而，219年关羽失荆州后，蜀汉战略空间被压缩至益州一隅，北伐难度陡增。
从战略层面看，刘备伐吴的直接动机是夺回荆州，恢复《隆中对》的地理基础。若放弃荆州，蜀汉将永远困守西南，难以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诸葛亮虽深知“连孙抗曹”的重要性，但面对战略根基的动摇，他无法公开反对刘备的决策——若阻拦伐吴，等于承认《隆中对》的失败，这将动摇蜀汉政权的合法性。
二、权力结构制约：诸葛瑾的劝阻与诸葛亮的避嫌
刘备伐吴前，孙权曾派诸葛瑾（诸葛亮之兄）求和，但被刘备拒绝。此时，诸葛亮若公开劝阻，极易引发政治猜忌：兄长为东吴说情，弟弟为蜀汉谋利，这种亲属关系在儒家伦理中极易被解读为“私心”。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战后感叹：“法孝直（法正）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法正作为刘备亲信，无亲属避嫌之累，可直言进谏。而诸葛亮因与诸葛瑾的特殊关系，若强行劝阻，不仅可能激化刘备的逆反心理，更会引发蜀汉内部派系对其中立性的质疑。这种权力结构中的避嫌需求，迫使诸葛亮选择沉默。
三、现实利益权衡：东吴的弱点与蜀汉的胜算
夷陵之战前，东吴虽占据荆州，但内部存在显著弱点：
将领断层：吕蒙、甘宁等名将于220年前后去世，陆逊虽崭露头角，但缺乏大战经验，在军中威望不足。
人心未附：荆州刚被东吴占领，当地士族对孙权政权仍持观望态度。
地理劣势：东吴需依托长江天险防御，而蜀汉可沿三峡东进，在陆地战场占据主动。
诸葛亮或许判断，此时是夺回荆州的最佳时机。若战事顺利，蜀汉可重建“跨有荆、益”的格局；即使失败，也能通过战争消耗东吴实力，为后续北伐创造条件。这种现实利益权衡，使诸葛亮对伐吴战略持保留态度，而非直接反对。
四、政治威望维护：新帝登基与内部整合的需求
221年刘备称帝后，蜀汉内部存在三大矛盾：
益州派与荆州派的冲突：以李严为代表的益州本土士族，对刘备外来政权心存抵触。
军权分散问题：关羽、张飞去世后，蜀汉缺乏能统率全局的将领。
政权合法性危机：刘备需通过对外战争证明自身能力，巩固“汉室正统”的地位。
伐吴战争可转移内部矛盾，增强政权凝聚力。诸葛亮若公开反对，不仅会削弱刘备的权威，更可能引发益州派的反扑。因此，他选择通过支持战争来维护政权稳定，同时暗中调整战略——战后立即与东吴修复关系，重新确立“连孙抗曹”的方针。
五、历史评价的反思：沉默背后的战略智慧
后世常以“事后诸葛亮”批判其未阻伐吴，但若置身于当时情境，可发现其沉默实为权衡利弊后的最优解：
战略层面：保留夺回荆州的可能性，避免《隆中对》彻底破产。
政治层面：维护刘备权威，防止政权内部分裂。
现实层面：利用东吴弱点，以较小代价争取战略主动。
夷陵之战的失败，本质是刘备在战术层面的失误（如连营百里、轻敌冒进），而非战略方向的错误。诸葛亮战后迅速调整政策，派邓芝出使东吴重修盟好，并开启北伐以转移矛盾，这些举措证明其战略眼光并未因沉默而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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