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蜀汉政权的历史长卷中，李严与诸葛亮同为刘备白帝城托孤的核心人物，却最终走向政治决裂。这段历史既非简单的"忠奸对立"，也非单纯的权力倾轧，而是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碰撞的缩影。透过史料的迷雾，我们可以窥见两位托孤重臣从合作到对抗的复杂轨迹。
一、托孤时刻的权力平衡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在永安宫完成了他人生最后的政治布局。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录尚书事，总揽朝政；李严则以中都护身份统内外军事，镇守永安。这种"文武分治"的安排，既体现了刘备对诸葛亮的绝对信任，也暗含制衡考量——李严作为荆州集团与东州集团的连接点，被赋予牵制丞相的潜在使命。
李严的履历印证了刘备的用人智慧：他既是南阳人（与诸葛亮同乡），又长期在荆州、益州任职；既参与制定《蜀科》展现法家才能，又以犍为太守身份平定马秦、高胜叛乱，证明军事能力。这种复合型背景，使其成为平衡各方势力的理想人选。
二、北伐战略下的权力博弈
建兴四年（226年），诸葛亮准备北伐时，要求李严率军移驻汉中。这个看似合理的军事调动，实则触动了李严的核心利益。作为永安都督，他掌控着蜀汉东部门户的精锐部队"白毦兵"，若离开根据地，不仅失去军事自主权，更可能被边缘化。因此，李严提出将巴、巴西、巴东五郡划为巴州，自任刺史，试图建立独立势力范围。
这场权力博弈暴露出双方战略分歧：诸葛亮坚持"兴复汉室"的北伐路线，需要集中全国资源；李严则主张巩固益州，通过地域分割扩大个人权势。当诸葛亮拒绝其要求后，李严转而采取消极抵抗策略——建兴八年（230年）曹真伐蜀时，他先是推诿不出，待诸葛亮以骠骑将军之职和儿子李丰接管江州防务为条件，才勉强北上。
三、粮草危机中的政治决裂
建兴九年（231年）的北伐成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诸葛亮第四次出祁山时，命李严负责督运粮草。适逢秋雨连绵，道路泥泞，李严为推卸责任，先遣参军狐忠、督军成籓传假命令诸葛亮退军，待诸葛亮撤军后，又向刘禅谎称"粮草足供，无法解释为何退兵"。
这场精心设计的政治陷阱，却因诸葛亮保存的往来文书而败露。在刘禅面前，诸葛亮出示李严前后矛盾的书信，揭露其"欲以推责惑动朝廷"的用心。这场弹劾不仅导致李严被废为平民，更彻底摧毁了托孤大臣间的政治互信。
四、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的碰撞
李严的悲剧在于他未能理解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当李严劝诸葛亮"受九锡，进爵称王"时，他看到的是权臣进阶的常规路径；而诸葛亮斥责"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展现的却是复兴汉室的赤诚。这种价值观的根本差异，使得两人虽同为托孤重臣，却始终无法形成真正的政治同盟。
从制度层面看，刘备设计的"文武分治"在和平时期或可维持平衡，但在北伐战略下，这种分工必然导致权力集中。诸葛亮通过"都护署府事"的安排，逐步将李严排除出权力核心，既是战略需要，也是制度缺陷的必然结果。
五、历史回响中的启示
李严与诸葛亮的关系演变，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政治教训：权力制衡需要制度保障，仅靠人事安排难以持久；战略目标的一致性是政治合作的基础，价值观分歧终将导致分裂；在集权体制下，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博弈往往以悲剧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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