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04年，距离大明王朝灭亡已整整一甲子。清帝国的藩属国朝鲜此时正在秘密的进行着一场“甲申六十年祭”的纪念明朝大型仪式。这多少有点时光错乱的感觉，要知道，随着台湾在1683年的归于一统，大明朝最后一面王旗在中华已销声匿迹了21年之久。
这一年，朝鲜肃宗国王在自己的王宫后苑中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大报坛”，以至高无上的祭天之礼祭祀明朝神宗万历皇帝，自此也成为了朝鲜王朝今后两百年间最为隆重的祭礼。
这一幕只是明亡之后，朝鲜思念明朝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有清一代，朝鲜在从军事上政治上臣服大清朝的同时，朝野之中始终弥漫着以明朝为中华正统，把清朝视为夷狄而与之虚与委蛇的主流意识形态，臣服清朝是“含痛忍悲，迫不得已”，更夸张的是，包括几任国王在内，朝鲜也不乏以“驱逐鞑虏，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极端主义者，朝鲜的孝宗国王甚至有“养精兵十万，出其不意，直抵关外”的具体军事构想，而大清皇帝始终被蒙在鼓里。
自唐朝以降，秉持着儒家中华正统观的朝鲜一直都是以“藩国”自居，尊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但在历代王朝中，朝鲜最为心悦诚服的却是明朝，朝鲜国内甚至有学者将明朝看成“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任何瑕疵的完美王朝”，以至明朝山河破碎之际都无改初衷。
中国的明清时代对应的朝鲜王朝为李朝，事实上，李朝的创建就是朝鲜忠诚于大明的一个最好例证。朝鲜高丽王朝在与朱元璋发生领土争端之后谋划进攻辽东，不愿伐明的高丽大将李成桂先是苦谏国王遭拒，之后便发动政变推翻了高丽王朝，这才建立了李朝。李成桂称王之后，迅速上书朱元璋要求天子赐予“国号”，朝鲜自此也在朱元璋的赐名后堂堂正正的成为了“朝鲜”。
以上所说的朝鲜“大报坛”共祭祀了三位明朝皇帝：明太祖洪武、明神宗万历、明思宗崇祯。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观中，正是这三位皇帝的“皇恩”奠定了朝鲜对大明万世不易的忠诚。
虽然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声名狼藉，但却是朝鲜历史上最为尊崇的中国皇帝。朱元璋的“赐名”被朝鲜王朝认为是“大造之恩”，而万历的“抗日援朝”则被朝鲜认为是“再造之恩”，事实上，这也正是“大报坛”的修建初衷。在朝鲜君臣的心目中，万历皇帝的出兵援朝更是带上了“舍己救人”的悲剧色彩，“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朝鲜的肃宗国王甚至“内疚”地认为，如果不是出兵朝鲜而损耗的国力，明朝就算亡国，至少也可以像南宋那样偏安江南百年，而不是如南明那样旋踵亡国。
如果说朝鲜对于明朝有着超出寻常的“忠诚”，那么朝鲜对于清朝的仇恨与蔑视也同样深入骨髓。从大的方面说，朝鲜深受儒家正统观的影响——“华夷之辨”、“尊王攘夷”、“春秋大义”，在朝鲜主流意识形态中，只有作为东夷的朝鲜才实现了“由夷变华”，成为“小中华”，其他任何少数民族，都不可能继承中华正统，满清即使入主中华始终还是“夷狄”。
但朝鲜可能另有始终无法抚平的隐痛。明朝中前期，满族的前身建州女真曾寄人篱下栖身朝鲜北部，朝鲜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对待女真诸部，双方完全处于尊卑不平等的关系。最丢人的是，就连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也就是列于清王朝谱系之首的“肇祖原皇帝”，也曾受封称臣于朝鲜。满族曾被朝鲜视为“家奴”，可是家奴不但跑了，最后反倒成了自己的主人，这让朝鲜如何能忍?
明清战争爆发后，朝鲜国王光海君曾想采取“中立国”态度，在关键的萨尔浒大战中(1619年)还密令参战的朝鲜将领出工不出力，最后竟临阵降清(那时还叫后金)。但光海君这一政治态度显然不见容于朝鲜的王室和士大夫阶层，被加以“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的罪名由宫廷政变(1623年)废掉了光海君。这对于之后的朝鲜国王无异于一次血的教训：如果谁放弃了“尊明攘清”的国策，王位是基本保不住的。
在光海君之后即位的仁祖国王显然接受了这一教训，在明清战争中立场坚定的站在了明朝那一边。1627年，朝鲜桀骜不驯的态度终于惹怒了皇太极，命阿敏率军进攻朝鲜，兵锋所至，朝鲜军队溃不成军，开战十几天就丢掉了平壤，只得求和，这也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丁卯胡乱”。战场上虽然一塌糊涂，但朝鲜在停战谈判中却自认“春秋大义”在手，表现得无比强硬，对于后金提出和明朝断绝关系的要求坚决抵制，仿佛在战场上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是自己，后来阿敏竟然也服软了，还称赞对明朝忠贞的朝鲜是“节义之国”。
在谈判桌上“大获全胜”的朝鲜之后对后金仍然是爱理不理，对明朝则仍然是热络有加。1636年，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时，朝鲜非但不朝贺，连清朝使臣都不接待，这让皇太极勃然大怒，随即亲征朝鲜，这就是朝鲜史上的“丙子胡乱”。对于这场战争，2011年的韩国电影票房冠军《最终兵器：弓》将朝鲜军民描绘得可歌可泣，箭术天下第一，还击毙了清朝的太子，但实际上呢，这次朝鲜败得比上次还惨，十二天就丢掉了都城，曾有四万守军被三百清军骑兵大败的经典战例。
最后，连仁祖国王都被困南汉山城。在这次的城下之盟中，朝鲜也曾一度放出“所争者义也，成败存亡不论”的狠话，但皇太极这次显然吸取了上次憋屈的谈判教训，咬死了逼朝鲜与明朝断交这一条，要求朝鲜转而向清朝称臣。最后，朝鲜君臣只得屈服，还被迫将朝鲜的世子送到沈阳当人质。可就是这样的无奈之举，仁祖晚年还是遭遇了叛乱(后被镇压)，而理由还是老样子，谁让你臣服清朝来着。
据《明史･朝鲜列传》记载，当内外交困的崇祯听说仁祖国王被困南汉山城时，当即命令总兵陈洪范调集“各镇舟师赴援”，后来半途听说朝鲜已降才作罢，而崇祯不仅没怪朝鲜投降，反而责备陈洪范救援不力。崇祯的这一“义举”，在多年后也被朝鲜英祖国王赞为“清兵满辽阳，流贼遍布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也正因如此，崇祯后来也和明太祖和明神宗一起入祭大报坛。
皇太极可能不知道，他竟然一手“栽培”了朝鲜历史上最痛恨清朝的国王。1649年，也就是明朝灭亡后的第五年，曾在沈阳度过了八年人质生活的孝宗国王即位，屈辱的人质生涯让孝宗对清朝恨之入骨，还在做人质时就写下了“我愿长驱百万兵，秋风雄镇九连城”的“反诗”，即位后便正式启动了他反清复明的政治蓝图。
孝宗反清复明的精神导师是朝鲜大儒宋时烈，在他的谋划下，孝宗一边大肆起用所谓的忠良之后义理之人，一边花重金扩军备战，“故欲养精炮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据说，孝宗本计划在1661年起十万大军北伐，但1659年便已撒手人寰，大志未酬。
在后人看来，孝宗的北伐计划显然是荒谬不经的，先不说朝鲜的十万大军是否凑得齐，即使有了十万大军，凭朝鲜那“四万守军被三百清军大败”的历史前科，也无非是乌合之众罢了。
可以说，朝鲜北伐计划的唯一机会在于清朝的内乱，而后趁乱起事。1673年，机会还真的来了，三藩之乱爆发，可这时朝鲜却又迟疑了。当时朝鲜有大臣上书给显宗国王，认为吴三桂起兵“乃千载一时，应结集出兵，以完成孝宗遗愿”，朝鲜的儒生们也是群情激愤，国内一片北伐之声。可就在这“千载一时”，才34岁的显宗突然驾崩了，刚刚十三岁的肃宗接位，北伐这事又黄了。朝鲜正史《李朝肃宗实录》辩解到，朝鲜此次痛失良机完全是因为显宗突然驾崩所致，“乘此之机，我若提兵渡辽，直捣巢穴，王师攻其南，我兵击其西……则可以扫清腥秽”。书中甚至大胆推测，如果三藩之乱发生在孝宗时代，孝宗“必仗忠烈，奋神威”北伐中原。
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无论朝鲜事后如何痛心疾首，这一北伐时机终究一去不复返了。之后的朝鲜，如同文章一开头所说的，对于“反清复明”的梦想，只能在“大报坛”的祭祀中，只能在精神层面一遍遍地重复，实质上的“反清复明”还未及开始已然结束。
不仅是官方的“大报坛”，朝鲜民间对于明朝的种种尊崇也一直未断绝。宋时烈晚年隐居的华阳洞后来成为了朝鲜儒林中的“崇明中心”，后世儒生流行在洞中和附近的万东庙摹刻明朝皇帝御笔，举行各种思明仪式，最著名的胜迹是，华阳洞中有孝宗国王的御笔“大明天地，崇祯日月”，意思是明朝虽亡，唯独朝鲜保有“大明天地”，用当时朝鲜一位大儒的话来说就是，“朝鲜乃大明之朝鲜也”。
尽管此时朝鲜官方文书的纪年在明亡后早已采用清朝的年号，但在私下里，无论是私人文书，还是皇室的祭祀中，一概都是延用明朝纪年，用清朝年号反而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当时朝鲜的主流是采用崇祯的年号，以至于出现了“崇祯两百多年”的奇事，19世纪下半叶还有朝鲜儒生自豪的说“唤我作大明人”。
这可谓是世界历史上最独一无二的现象：某位皇帝在本国早已成为前朝旧人，但在邻国的纪年中却还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存在着。对此，朝鲜儒家大师朴趾源在“燕行录”名著《热河日记》中一语点明称：“尊崇祯以存中国”。既然军事上无法完成反清复明的梦想，就让大明在精神上永存，永远地活在“崇祯”的年号中吧。
平心而论，从顺治开始，清朝皇帝对于朝鲜可谓是恩宠有加，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礼仪上对于朝鲜的态度甚至都要超过明朝，又是减免岁贡，又是优待朝鲜使臣，甚至还亲自写诗赐予朝鲜国王。到了乾隆时代，朝鲜对于清朝的态度终于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对于清朝皇帝不再背后称为“胡皇”，而称“皇帝”，对清朝皇帝的评价也公允起来。
然而，此后朝鲜对于清朝态度的改变也无非就是放弃了敌意，不再意欲颠覆清朝而已，但这远远不等于说朝鲜就真心认同清朝，更不等于说朝鲜放弃了对明朝的尊崇与忠诚。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初，朝鲜国王对于“大报坛”的祭祀才在延续了两百年之后最后停止，这在实质上已成为了朝鲜王室的“家法”。
“朝鲜乃大明之朝鲜也”，朝鲜始终践行了这一承诺，一直到1909年，也就是“崇祯265年”，朝鲜才在历书上最后结束了崇祯纪年。此后一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亡国。朝鲜与大明，也算是“与国同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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