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南方地区逐渐得到了统一，赣南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得到了发展。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以及时代背景、政策等原因，赣南又成为有名的“盗区”、“剧郡”。首先便是赣南全国交通枢纽地位的进一步提升。隋大业六年，南大运河的开通，接通了赣江与大运河，如此，赣江的水运交通便延伸扩大至全国。

　　唐德宗贞元四年，虔州刺史路应又把赣江中险怪的礁石凿平，使得航道畅通，赣江的水运更加安全、便捷。开元时期，玄宗命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驿路，使其成为“打通与中原交通的一把钥匙。”隋唐时期对赣南地区交通的梳理、开发，使这一地区融入了全国交通运输网络。

　　一、北宋：经济文化发展

　　到了宋代，朝廷一方面继续修护梅关驿道，一方面加强了对赣江水路的经营和管理，使“赣江的水路交通已成为战略通道，在赣江航道的一头一尾和中间分别派军队进行管理”。

　　太平兴国七年在赣江北端设立南康军，以星子县为中心，控扼赣江下游鄱阳湖北部流域的交通运输;淳化元年在赣江南端设立南安军，以大庾县为中心，控扼大庾岭南北交往;淳化三年于中端设立临江军，以清江县为中心，控扼江西中部筠州(今江西高安县)、袁州(今江西袁州)等地的交通运输。南北一线，赣南水路交通更加规范化，更加便利。再看大庾岭驿道，唐代经张九龄开凿过后，虽然比前代更加平坦、通畅，但相比于其他官道来说还是崎岖狭窄。

　　到了宋代，宋朝廷不仅注意对其的维护，也着手进行扩建。北宋嘉祐八年南安知军蔡挺与其第蔡抗“乃商度工用，陶土为甓，各甃其境，仍课民种松，夹道以休行旅，至今尤有存者。因署岭表曰梅关，跨崖建楼曰叱驭，建亭三，北曰回乐，中曰中安，南曰至喜。”对大庾岭驿路进行修整扩建，减轻了过往商旅的劳累。赣南地处湘、赣、粤、闽交界，陆路有梅关驿道，水路有赣江航运，赣州城的西部区域长期设有盐运码头及与盐有关的其他机构。作为水路与陆路交汇之地，“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赣南已经成为了海陆交通交汇的枢纽之处，可见当时的赣州在全国的交通地位之重要，其在全国交通枢纽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其次在经济方面，赣南地区的经济在北宋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处于交通枢纽之上的赣南，商业活动十分频繁。《江西文化》一书便对当时大庾县的繁荣状况有过具体描写：当时的大庾县水陆交通繁忙，船只与商队来往十分热闹，驿路旁还开设了许多店铺，鳞次栉比，更显繁华。“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商税’统计，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江西虔州的商税额为51,299贯，比洪州的48,741还多2488贯，而只管辖大庾、南康、上犹三个县的南安军，这一年的商税额为15,120贯，名列袁州、筠州之前。

　　某些特殊时期商业税的记录当然不能说明当时赣南经济已跃居全省之冠，但却说明北宋时期，赣南便开始了较快地发展。”其三，在北宋时期，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赣南的教育文化事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学校教育兴旺发达。经仁宗、神宗时几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过后，全国各地的各种学校不计其数。赣南也应诏建学，除了官办的州县学，如南安军军学、虔州州学、赣县县学等，还有私人开设的书院，如雩都县王鸿在雩都南峿山所建的“王鸿书屋”，石城县温革在石城柏林所建的“柏林学堂”等等。

　　而周敦颐在此地任职时，不时地讲学论道，程颐、程颢也跟随他学习，故吴革认为南安军为“周程父子、兄弟、师友亲相授受之所，道学源流发朝于此”。如此，赣南便由“地阻隘，其民贫多讼，而学者不满百人”，“其教化所被虽汉唐盛时未之闻”发展为“甲于江西”。但这只限于在学校教育方面，在科举方面相对全省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据载，北宋赣南共有进士88人，平均每县不到7人，与当时江西的平均数(约27人)相差甚远。

　　因此，北宋赣南地区的科举、文化相较于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地方仍然属于较落后的地区。最后，由于赣南地处四省交界，辖地又广，为“江西大都”，地形以丘陵山谷居多，相对较闭塞且易于躲藏，境内“峒”、“畲”、“徭”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情况本就复杂。

　　再加上当时食盐的专卖体制和榷禁政策，使得走私活动达到了一个高峰，最突出的就属福建和江西地区，尤其是赣南地区。郭正忠先生指出赣南地区的盐政问题最大，该地区的矛盾也更为突出。

　　江西不产盐，按照“量地以远近”的原则，本应使用广盐，但是长久以来却食用淮盐。淮盐产量大，但产地距离赣南地区十分遥远，运输成本高，售卖价格因此十分昂贵，再加上盐质低劣，“以半斤当一斤,纯白不杂,而卖钱二十”，“淮南官盐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相较之下，私盐质高价低，因此“虔人尽食岭南盐”，所以私贩众多，他们在朝廷的打压下又转变为寇盗，“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赣南地区由此因“盐盗”而被朝廷关注，成为北宋有名的“盗区”、“剧郡”。

　　包拯曾形容此地“据江表上游,南拉岭徽,兵民财赋素号重地,累岁贼盔充斥,如类行者,结集匪党,大为民害。”王安石在《虔州学记》当中形容此地“大山长谷”、“他邦动经八九百里”、“俗未向风”,偏又为“铜盐贩道所出入”,“群盗”、“盗夺”之奸遂“视天下为多”。总的来说，北宋时期赣南的经济、交通、教育方面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升，使赣州成为当时的名城之一，但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还是有一定差距。并且，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情况以及当时所施行食盐专卖的政策，使得赣南地区成为难管的“盗区”、“剧郡”。

　　二、南宋：社会动乱频繁

　　南渡之后，经济重心完全南移，赣南地区经济在两宋之交虽遭受打击，但总体来说也在逐步增长。

　　“经济方面，南宋时期赣南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已经步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户口的增长，粮食产量的提高，多种经营方式的出现，这些都改变着赣南地区以往的‘蛮荒’形象。”同时该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也在不断地发展，甚至得到了理宗的肯定，真正成为了“道学之源”。但是随着宋朝疆域的缩小，赣南地区的各种矛盾随之凸显、加深，更加坐实了此地“盗区”、“剧郡”的地位。到了南宋，赣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大大超出了北宋的情况。其一，南宋时期赣南地区的州县学得到发展。

　　相较于北宋而言，江西地区的州县学在南宋时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地发展，尤其是在兴建的频率、规模以及投入的资金等方面。同样的，南宋赣南地区的州县学在规模与迁建频率以及官府的资金投入方面都大大超过北宋，这在第三章与第四章中都会有详细论述。其二，除州县学之外的其他学校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北宋时期除了州县官学之外，虽有书院、私学，但数量极少，见于史载的仅有琴江书院与清溪书院二所书院，金精山讲舍、柏林书楼等12所书舍。

　　而到了南宋，不仅对州县学进行扩建重修，还增加了大量的书院、私学，见于史籍的书院就有12所，书舍有8所。除了州县学与书院、书舍之外还有义学、乡儒等的存在，由此可见南宋赣南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其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又使赣南的科举事业有了进步。刘玲清在其论文中对此作了统计：北宋赣南地区总共有100名学子录为进士，南宋时则高达194名，增长率为94%。并且还有两位特奏名状元：谢元龙和池梦鲤。由此可以看出南宋时赣南地区的教育事业以及科举的明显进步。

　　但是这种进步只是相较于北宋时期的赣南而言，南宋时期，赣南相较于其他地方，甚至江西的其他地区还是有差距的。其四，赣南地区在南宋取得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便是确定了“理学道统”所在地的地位。北宋之时，周敦颐在此任职，期间在此讲学，他与程颐、程颢师徒三人之间的传道、授业、解惑之事让当地人记忆尤深，并深受影响，当时便有人认为赣南地区为理学源流所在，但却只是在小范围内被承认。到了南宋理宗宝祐年间，南安军知军吴革、郭廷坚便多次上书恳请理宗御赐周程书院为“道源书院”，据理力争，认为“南安为郡虽号江西筑底之地，实周程父子、兄弟、师友亲相授受之所，道学源流发轫于此，又与九江、隆兴、庐陵事体判然不同”。

　　最终，理宗于景定四年(1263)赐额“道源书院”，确定了南安的道统地位，使赣南成为了被官方承认的“先贤过化之地”，“理学道统之源”。最后，赣南地区在南宋也是作为一个“盗区”、“剧郡”而存在的，而且其程度远胜于北宋。

　　结语

　　从北宋开始，闽粤赣边界地区就充斥着大量来自赣南的盐寇，到了南宋，随着宋室南迁，赣南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进入了“虔寇纷纷”的动荡时期。虽然在地方官府的管控之下，这种情况到南宋中后期已经有所缓解，但盗贼并未彻底消失，依然是赣南地方官进行地方治理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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